周子勛：如何破解督查曝出的民間投資短板

◎周子勛

當前中國經濟還面臨著下行壓力，一個典型的觀察窗口是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雖然政府不斷推出重大投資項目，但民間投資放緩不容否認。

管理層對民間投資放緩非常重視。進入5月以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已經兩次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破除民間投資的隱性壁壘，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

針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現象，國務院派出了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開展實地督查，組織開展第三方評估和專題調研。這是國務院首次對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開展專項督查。從調研反饋的信息來看，民間投資“卡脖子”的問題的確很嚴重。其中，5月25日至27日，以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馮飛為組長的第三督查組對東北老工業基地——黑龍江的實地調研所發現的問題，就是典型的樣本。

國務院督查組在黑龍江省調研發現，該省民營經濟發展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總量仍然偏小、質量不高、結構不盡合理，還存在民營企業負擔重、人才缺乏、融資難和融資貴等問題，政府服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甚至一些受訪的民間企業家反映了“JQK”式招商的問題。

在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黑龍江民間投資發展不力的短板就是全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的真實寫照。從某種程度上說，民間投資出現較大幅度回落顯示中國經濟2016年一季度超預期企穩回升背后的真相：實際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投放，搭配大規模由國有企業做主導的基建項目，穩住了不斷承壓的實體經濟。

比如，自2015年下半年開始發力的財政政策，重點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上，而基建項目由于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歷來都不是民間投資參與的重點。中國的基建投資主要還是國企主導。

民間投資較為集中的制造業領域，面臨嚴峻利潤下滑、去產能、去庫存的壓力，整體屬于收縮調整期，再加上不斷發生的債務違約、破產倒閉的案例，導致可供民間資本投資的價值標的不多。

有專家這樣總結中國民間投資“沒門”的六大“罪狀”：一是民間投資倒退在宏觀上是“國進民退”的體現；二是結構性問題限制了民間投資；三是政策調整和落地難；四是銀行經營問題；五是宏觀經濟形勢不好；六是民間投資自身存在問題。

就拿PPP項目落地來說，PPP“落地難”一直是地方政府最頭疼的問題。民營企業普遍反映，大量PPP項目是由合同雙方磋商，而不是市場化定價，無法保證資金的利得空間。目前，多數PPP項目回報率僅6%，這降低了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

許多商業銀行在參與過程中也遭遇很多困難，有商業銀行負責人表示，“地方政府要求我們在項目剛剛開始就承諾授信，而不是意向授信，這對銀行來說不太可能，而且風險太大。”另外，由于PPP項目往往是面向全國招標的，但是商業銀行不能“跨省”授信。因此，當前PPP項目的資金到位率偏低，更難言大規模落地、拉動經濟增長。

在一些專家看來，PPP項目能否切實落地是扭轉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關鍵所在，而能否建立合理的PPP投資回報機制，能否推動PPP立法，是調動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參與PPP項目積極性的關鍵所在。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些地方招商引資就如同撲克牌中的“JQK”：先把你“J”（勾）進去，再把你“Q”（圈地捆綁）住，最后把你“K”掉。不單是黑龍江出現這一案例，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這種情況。

如此看來，地方招商引資也應以“誠信為本”，反復折騰甚至“與民爭利”，得到的可能是能以金錢衡量的所謂經濟收益，失去的卻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政府公信力以及各類企業參與當地投資的積極性。

“JQK”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經濟轉型的新常態下，當各地的“硬要素”競爭重要性逐步下降時，包括地方信用環境在內的“軟環境”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地方政府必須轉變觀念，從“地方資產”的角度來重視信用環境。

過去提到地方資產，大家的認識大都集中在資源、土地、城市基建、企業、開發區、交通、金融等，這都屬于地方的“硬資產”。但今后，類似地方信用環境這樣的“軟資產”將越來越重要，成為吸引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誰不講信用，誰就在毀壞地方資產。

總的來說，今年以來，在穩增長政策的帶動下，投資對經濟的作用正不斷強化。這有利于帶動一系列相關行業的增長，更連接著穩就業、促消費的目標。但是，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是有周期性的，一旦上馬就要持續下去，因此確保投資資金及時到位很重要。

但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投資，更重要的是拉動民間投資。要想激發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需要做好三方面的準備：一是出臺政策，允許有實力的民營資本進入壟斷領域，通過刺激民營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市場帶來活力，從而讓中國經濟回到實體經濟上面來。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國務院可以考慮建立國家級和省一級的“白名單制度”，讓有信譽、有技術、有市場、管理好的民營企業進入這個名單，然后用這個白名單對接金融機構。如果以這種方式操作，信貸的水龍頭就可以向民企打開，民營機構的資源問題就可比較好地解決。

二是界定產權，對進入的社會資本的產權和利益，一定要有法律保障，不能再像過去一樣，“開門招商，關門打狗”。如果沒有產權保護和利益保護，就不會有資本愿意進來。

三是解放思想，推進改革。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包括行業壟斷、市場壟斷、行業過剩、金融資源配置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國企市場和行業不進行結構性改革，民間投資前景就難言樂觀。

（作者為《中國經濟時報》社評理論部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