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高福利制度到了檢討的時候

“降低福利是一項危險的政策選擇，尤其是在增長乏力失業高企的當下，降低福利可能會帶來社會結構劇變的風險。最佳的選擇不是減少福利，而是確保福利的持續穩定。”

上周末，歐盟又在布魯塞爾開了兩天峰會。這次春季峰會，27國領導人不出意料地爭論著緊縮的話題，設想著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在會場外，是以青年為主的萬人示威大游行。

早在峰會之前，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就開始提及就業的話題，他對路透社的原話是：我們拯救了銀行，卻冒著失去一代年輕人的風險。歐盟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人們已經徹底對歐盟治理危機的能力失去信心。倘若年輕人也失去了信心，在我看來歐盟就真的危險了。

有多危險？最新的數據是：歐盟成員國2600萬人失業，希臘和西班牙年輕人失業率甚至達到50%，據說希臘15歲-24歲的年輕人中有57%沒有工作。一位西班牙婦女曾質問舒爾茨：“你們給了銀行7000億歐元！你們能給我們多少呢？”舒爾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這樣的尷尬，對舒爾茨們來說，還僅僅是開始。在高福利的歐洲，經濟下滑帶來的影響更是致命的。可以說，二戰后過慣了富裕日子的幾代人，面對經濟下滑的承受力要遠較過慣苦日子的別國民眾脆弱。在民意能夠得以制度化地順暢表達的環境下，他們更容易把一些尷尬送給當政者。

筆者這樣說，并無建議或慫恿歐盟當政者壓制民意之意，而是借此強調實現緊縮開支與民眾滿意是一個多么不易實現的兩難選擇。最終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還是要靠發展，以更多的財富來化解因分配而造成的不公平。但這一目標太過理想化，對社會福利制度的反思則是當務之急，歐洲需要在反思的基礎上重新建構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

先從歷史視角切入。近代歐洲高福利制度溯源于社會主義思潮，肇始于二戰之后，是反思與矯正的產物，彌補了資本主義市場失靈等負面效應與弊端，迎合了平等主義的民間訴求。既是歐洲國家穩定自身的需要，也是各國內部意識形態調整與權力均衡的結果。

福利制度的選擇，為歐洲帶來很長一段時期的穩定與繁榮。歐洲人享受著全世界最好的福利。然而，經歷這波債務危機，我們已很清晰地看到福利制度的脆弱性。福利制度的邏輯依據是凱恩斯主義，通過政府財富轉移而確保大規模就業、高福利和完善公共服務，進而通過這創造出來的需求再促進增長，修正市場失靈，確保經濟穩定。盡管各國的福利制度有著不同版本，但高福利的表現形式已深入歐洲民眾心中。

然而，債務危機暴露了高福利制度背后的部分玄機，不說那些重債國，連經濟表現不錯的德法等國也面臨增長難題。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該被更好地檢討。傳統的觀點認為，旨在實現公平目標的高福利會消減效率，而效率的消減又進而損傷福利制度本身。這一觀點正是近些年對歐洲高福利制度的主流詬病。盡管前些年北歐福利制度的“成功”讓這一詬病失色，但這幾年的實踐卻給了歐洲再一次重新反思該觀點的契機。

歐洲需要重建財政與預算的可持續性。危機之后，歐洲普遍采取財政緊縮的對策，與之相呼應的是高失業率和增長乏力。而在高失業率和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財政緊縮必然會損傷經濟，而寬松又要以債務增加為代價。可持續性的財政與預算模式，是以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模式為前提的。這一判斷的引申是，歐洲福利制度，應該在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找到平衡點。

找到這一平衡點委實不易。降低福利是一項危險的政策選擇，尤其是在增長乏力失業高企的當下，降低福利可能會帶來社會結構劇變的風險。最佳的選擇不是減少福利，而是確保福利的持續穩定。

但現實是，歐洲已經在被動地降低福利。認為舒爾茨的擔憂是空穴來風的人們，看看歐盟春季峰會會場外列隊散步的萬余名青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