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大理，他們生活得怎么樣？

每經記者｜程曉玲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新華網

“東方日內瓦”“風花雪月城”“文獻名邦”“五朵金花的故鄉”……大理的別稱有很多，最近的一個，是“有風的地方”。

今年以來，隨著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熱播，大理旅游持續升溫，“跟著許紅豆吃大理鮮花餅”“總要去一趟有風的地方”等相關話題席卷各大社交平臺。

而當不少游客將“有風的地方”作為心心念念的“打卡地”時，另一些人已經在這里扎下了根。

2004年，黃菊因畢業旅行來到神往已久的大理。十年后，她頻頻踏上這片樂土，走入蒼山、古城、喜洲、銀橋、雙廊等地，陸續采訪了幾十位生活在這里的人的“大理故事”。最終寫成了這本集結了14位大理新移民訪談錄的《仿佛若有光：大理訪談錄》。

《仿佛若有光：大理訪談錄》黃菊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5

在大理種田的日本人遼太郎；把幼兒園和小學建在蒼山腳下和田間壩子上的教育革新者陳鋼夫婦；在高山上建客棧、用中式食材做西餐料理的麗萍……14位訪談者中，有作家、有畫家、有隱士、有電影人、有新農人、有建筑師等。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大理人”為什么而來？他們又給這座西南小城帶來了怎樣的改變？

如書中所言，“他們的回憶將我們帶回大理的古典時期，并以他們的生命實踐，引領了大理的先鋒時期，那時常覺得大理有神光籠罩，而今帶著復雜的心情，我們一起目睹它步入時代的洪流。”

逆城市化下的新移民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五朵金花》到金庸、瓊瑤、安妮寶貝筆下的避世桃源，從嬉皮士和背包客的“天堂”到現代大都市的“后花園”……這座被“風花雪月”圍繞的城市，一次又一次被標注在文藝作品中，成為無數人心中的詩和遠方。

難得的是，本書向我們展現了許多人不曾親歷的、成為網紅打卡地之前的大理，以及當時生活在大理的新移民的故事，并以此映照大理的成長與變幻。

作為訪談者之一的藝術家葉永青曾表示：曾經的“嬉皮士”已經離開，但大理依然是一個罕見的地方，它出現了所謂的“逆城市化”現象，不同的人群因為各種原因從世界各地聚集到大理，這些“移民”不是工作和現實就業帶來的，而是跟生活方式有關，跟文化有關，跟興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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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可以從書中更多訪談者的經歷得到印證——

1998年，導演張楊從北京來到大理，先是旅居，然后長住。在往后的多年里，大理成為他重要的創作地，在這里創作了《洗澡》《飛越老人院》《落葉歸根》《向日葵》等電影的劇本，還有市場反響熱烈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

作為清華大學、哈佛大學建筑學碩士的趙揚，2012年將其工作室遷往大理，致力于探索建筑實踐在轉型期的中國鄉村和城鎮的嶄新可能性，并在云南和江南地區的一系列項目中探尋中國建筑學的人文自然傳統；

浙江溫州人牙刷，作為騎行愛好者，卻在騎行途中喜歡上植物，并進階為植物高手。2012年，他在騎行途中路過大理，一見傾心，并于2016年開始遷居大理，像高精度的“掃描儀”一樣，從東坡到西坡，從山麓到山頂，在蒼山上摸爬滾打四百余趟，寫了蒼山八百余種植物；

日本千葉縣人遼太郎，曾一直以音樂演出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旅行。2011年旅行至大理停了下來，陸續在才村、銀橋等多個村子里租地耕種，實踐自然農法，并于此間結婚，有了三個孩子。

書中14位主人公，就像來自世界各地的“探索者”，在這里探索著有關文學、藝術、建筑乃至生活本身的另一種可能。

社區里的教育試驗

為什么是大理？

在游歷世界后，舉家搬遷到這個西南邊陲小城的作家許崧給出的回答是：全國只有一個社區，就在大理。

2010年偶然來到大理后，促使許崧決定住下來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不僅短短半年就認識了半城的人，而且“這里人相處的方式，別處沒有”。

在他看來，大理社區既不同于網上的社區，也區別于傳統的鄉村：

“以前的社區形態，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往往生活形態、生活背景和文化水準都很相似。而大理的新‘移民’來自五湖四海，以前干什么的都有，它的多樣性是傳統社區無法相比的。”

比如，每晚飯后遛彎兒的地方，是古城里最熱鬧最文藝的人民路，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再比如，一場音樂演出把“街坊”們都請了來，“門票”就是在手上蓋個戳，回頭吃完飯看看戳再進去，那種信任體系是城市里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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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斷的新移民被大理吸引、定居的同時，亦逐漸形成并豐富著社區這一新生事物。

教育也是社區里很重要的一環。在作者看來，第二代的教育，正是檢驗新移民豐富生活是否真的可靠的一個關鍵點。

有這么多人來到這里，他們的下一代都要面臨教育的問題，怎么解決？

“人是和環境互動的，我們因為環境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反應。”許崧表示，在大理這樣的多樣化環境里，大家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碰到教育的問題，又沒有現成解決方案，才開始親自動手嘗試新教育。

于是，這些“新大理人”陸續開啟各種教育試驗。

貓貓果兒正是其中之一。于2011開始籌建的貓貓果兒，分為幼兒園和小學兩部分。幼兒園在蒼山腳下，學校內有溪水、菜地，孩子不是按照年級，而是按照興趣來組成小組，沒有固定的教室，也沒有固定的課程。小學在大理壩子上，有更開闊的草地、球場，各種玩耍的空間，作者第一次去時留下的印象是：感覺走完整個校園都沒發現教室……

事實上，近年來，如華德福、瑞吉歐、蒙特梭利等各種教育理念和流派在大理興起，包括貓貓果兒在內的一批探索新教育模式的學校陸續涌現，其共通之處在于：告別應試教育。

“在這個時代，我們正好站在一個節骨眼上，已有的傳統教育形態可能很快被推翻，也許不是revolution（革命），而是evolution（進化）。”在許崧看來，教育的新樣本，可能就在大理。

社區的“危機”與延續

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與源源不斷的“人”一同被吸引而來的，還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和投資者。

隨著大理日漸成為網紅“寶地”，變化隨之而來。對此，書中多位訪談者也都是親歷者。

似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大理經歷了很多變化，房租、房價上漲，人民路上的街坊們也都換了面孔，一些老朋友陸續離開，許崧也從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蒼山小院”樓盤的小區房里，上山了。

這也是不少新移民的活動范圍軌跡變化。1998年初到大理時，導演張楊曾在古城一帶活動。十年后，他搬去雙廊一段時間，后又重新回到古城。只是當古城被游客“填充”時，他的主要活動范圍換到了山上。

除了上山，還有一些人去了更遠的銀橋村，或是洱海邊的其他村子。而當人和公共空間四散開來，原先的“社區”也自然而然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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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崧的觀念里，“社區”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間。

例如，在古城時，他常去一家叫“海盜酒堡”的小酒館，并不喝酒，只是和街坊們聚眾曬太陽聊天。上山后，忽然沒有了這樣的空間，這讓他一度認為出現了“社區危機”。

好在不久后，海盜酒堡也上了山，就在弘圣路上，和小區“山水間”面朝蒼山的門口同一海拔、同一條路。就是在這里訪談期間，作者見到了這樣的場景：

“那些也從山下搬到山上來的老街坊不時來訪，巴掌大的酒堡忽然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每一刻鐘都有一股新的溪流匯入，每次匯入，都要和先前匯入的溪流寒暄、打鬧一陣。漸漸地，周圍人聲鼎沸……話題不時從這一桌串到那一桌，從室內串到街邊。”

書中提到，以海盜酒堡為中心，弘圣路上陸續出現了多個新的“公共空間”，餐廳、咖啡館、民謠演出場所等等，這里似乎正在變成另一條人民路，就像更早時期的“洋人街”。

在許崧看來，這是大理社區的延續，也是人的關系的延續，只是“換了一片土壤”。

后來，另一些新樓盤也陸續出現，“等到連接它們的路打通，聚會的頻率和密度又會開始變化。”許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