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民間投資青睞樓市是體制高成本倒逼的結果

◎李宇嘉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和國有投資增速的“剪刀差”持續擴大。1~4月份，民間投資同比增長5.2%，增速比1~3月份回落0.5個百分點，這是民間投資增速連續第4個月下滑，與去年同期12.7%的增速相比，更是大幅回落。目前，民間投資增速只有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一半，僅為國有投資增速的1/4。這意味著，去年以來“穩投資”全面發力全靠國企支撐。

在融資利率不斷走低、破除行業準入門檻的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增速回落之快、投資意愿之低迷值得深思。此外，被國家寄予厚望，并在融資、股權上有激勵的PPP，也遇到落地難的問題。今年前4個月，民間資本投資鐵路項目占全部鐵路投資比例不到3%。當前，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2/3，占制造業投資的88%，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明顯拖累總體投資。

基于此，國務院近期派出了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開展實地督查，組織開展第三方評估和專題調研。過去普遍認為，投資回報率下降、融資成本高企、準入高門檻等是民間投資不振的罪魁禍首。但是，從督查的結果來看，上述原因充其量是“幫兇”，此次督查反映出來的最大問題，是體制成本帶來的不可測風險及對民間投資的阻滯。

近日，國務院專項督查組調研黑龍江省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情況時，一些受訪的民間企業家反映，遭遇政府“JQK”式招商，即：“先勾我們進來，圈塊地給我們，然后再尅我們”。

近年來，黑龍江省民間投資的規模穩步擴大，非公經濟占經濟總量比重從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龍江非公經濟增加值同比增長7.3%，增幅高于地區生產總值1.6個百分點。

但是，少數國企長期占據城市經濟絕對主體的局面，造成企業辦社會、上下游分工粗略，民企生存的環境不佳，多數民企基本靠國企“攤子大”來承攬上下游配件的生意，基本不具備平等獨立的談判地位。長期以來，在國有經濟動員能力強和大項目組織效率高、拉動經濟效果顯著的慣性下，地方形成了明顯的“權力型經濟”，社會信用基礎秩序較弱，導致民間投資退避三舍。在經濟周期下行、轉型呈倒逼之勢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短視傾向、機會主義氣息濃重。

或許，這只是體制成本高企的一個縮影。今年4月份，以往快速增長的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制造等新興行業，也出現了盈利明顯下滑的現象。反映出的問題是，基于產業轉型業績考核，地方政府在扶持新興行業上，存在“一擁而上”、“遍地開發”的毛病，從而造成新的產能過剩，逼迫這些行業有“拼成本”、“低端化”傾向。

另外，今年以來，企業債違約明顯上升，且違約債務人以國企居多，這折射出維護社會信用絲毫不可松懈。經濟增速下行，疊加去產能和去庫存加速，企業借改制、重組，甚至是扭曲“債轉股”本意等形式，“逃廢債”的現象自然會增多。這其中，不可忽視地方政府基于穩定、就業、經濟增長等短期考慮，干預債務重組。倘若任其蔓延，勢必進一步惡化信用環境，影響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媒體披露，5月12日，中城建控股致函央行金融穩定局，呼吁央行采取行動，因為出于轉移優質資產的懷疑，重組造成了投資者的“過分擔憂”。中城建在進行一場復雜的資產重組之后，4月下旬被一只私募股權基金接手控股權。這種擔憂非空穴來風。此外，P2P風險大面積爆發、非法集資卷土重來，以及醫療糾紛不斷、學位房價格居高不下等等，無不折射出市場化過快推進，而監管滯后凸顯出來的體制高成本。

事實上，民間資金相當充裕，經常有私人老板咨詢筆者，有什么好的投資機會，他隨時可以從朋友圈內籌集數億嗷嗷待投的資金。

人工、融資成本可測，但體制成本不可測，有時候或高得嚇人。由此，民間資金過去幾年短期炒作，買入某種資產并不是為了長期持有，而是為了漲價出售，網紅也好、新三板也好，博傻游戲持續不絕，只要能夠賣給下一個傻瓜就行。

近期，房地產成為民企追逐的對象。目前，房地產開發投資領域，民間投資占比超過了70%。5月30日，國務院督查組稱，今年1~4月，北京80%的民間投資投向房地產，方向和結構還非常單一。不難理解，相比其他資產，雖然現在來看，樓市投資風險也大，但總歸有某個地段的磚頭瓦塊和產權證在，房地產抵押銀行終歸還有確實的資產，這也是所有人看重房產抵押、“地王”不斷的根本原因。近期，“地王”不斷，但不同于過去幾輪“地王潮”為央企國企壟斷，民企（如閩資、江浙資金）參與的積極性空前提高，這折射出體制因素導致不可測風險加大的“囚徒困境”下，民間投資的無奈選擇。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