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明年財金政策宜更積極 投資更注重質量

每經編輯｜胡健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能于下周初召開，屆時決策層將討論明年的宏觀政策基調、經濟增長目標以及重點推進的改革措施。

時值年底，經濟增長受到多方關注，政府穩增長意圖也愈發明顯，降息利器也已經祭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還需要找到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點。

就目前及明年的宏觀經濟調控形勢，在近日舉行的新供給金融圓桌間隙，《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

明年財金政策宜更積極

NBD：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馬上就要召開，您怎么看明年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黃劍輝：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要積極一點，現在說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實際上不夠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要為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托底，現在不是說刺激，而是把底托住的問題。

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不能很好穩定情況下，談改革是不可行的。古今中外反復驗證的道理就是改革要在經濟平穩、社會穩定的氛圍中進行，否則就沒有改革的條件。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要更積極。

口徑上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實際執行中偏緊?，F在M2增速是12.6%，很多人是不內行的，認為把GDP和CPI相加就是一個最好值，其實應該在這兩個數值相加基礎上，再有3~5個百分點的彈性空間才是一個合理增速。如果經濟下行時候頂端可以再加5個百分點，這就和人開車一樣，不能偏左偏右太厲害，但要根據外部環境有適當調整。

外部環境在變，美國都退出QE了，所以還要再積極些。

實體經濟貸款難、融資貴，原因很簡單，就是供給不足嘛。這其中還不是貨幣印得少的問題，主要還是我們國家存款準備金率太高，我們20%左右的存準率在全球都是高的。

財政政策說的是積極為主，但今年效果不一定積極。從幾個重要指標來看，10月底財政存款4.8萬億元，未來財政支出結構有可能要調整。過去“三公經費”比較多，在民生、科技、公共交通領域投資不足，甚至是明顯偏少。

現在“三公經費”支出的確不高了，但預算的都跟之前差不多，而公車等不讓用，很多單位錢用不出去，資金滯留在那個地方，而需要投入的部分卻拿不到錢。明年房地產不能指望了，其他領域要托上去，赤字也可以更大一些，可以花錢的地方有很多，比如生態，目前可能只有150億元的投資，可不可以提到1500億元？我覺得一點也不多，和傳統意義上的高投資不是一回事。

NBD：投資界還是十分關注財金政策定調，定調會發生改變么？

黃劍輝：這個恐怕不會，明年宏觀政策基調上還是穩定不變，即積極的財政政策搭配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我們要看實質，而不是看詞來定義。現在說穩健是偏緊，說積極是不夠積極。

同理，觀察現在的經濟不能光看數據，要看經濟結構優化。按照凱恩斯模式三駕馬車來說，現在數字雖然差，但無效消費少了，也是好事。投資降了，但是本屆政府樓堂館所一律不讓建了。不能光看數字，看生態、民生是不是每天在改善，這是根本。

有效投資十分必要

NBD：進入年底，發改委頻繁批復重大投資項目，您怎么看？

黃劍輝：這在我看來十分必要。我們對投資要有新的認識。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發展比較快，是發揮了投資的重要作用。中國高儲蓄、高外匯儲備支持著高投資，這是很難得的。一定要注意，批評高儲蓄、高外匯儲備是愚蠢的。

現在關鍵要注重投資質量，中國投資不是總量問題和增速問題，而是質量效益和結構問題，不要以為20年以后我們還有高外匯儲備。目前高外匯儲備得益于加入WTO、青壯年勞動力占比高所形成的人口紅利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10年以后我們做夢期待高外匯儲備和高儲蓄都不會有了。

現在就是要抓緊修鐵路、機場，發展交通、西部教育。只要是有效投資，就應該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可以類比一下，英國和美國的地鐵都是什么時候修的，現在就是應該做投資的時候。

當然，現在投資還要注重結構問題，比如教育投入已經占到了經常性支出的4%，但是可能結構還不夠優化，大量資源集中在985和211院校，而中小學基礎教育分到的相對較少。

NBD：您怎么判斷今年四季度的經濟走勢？

黃劍輝：三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再次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盡管總量指標出現回落，但不少結構性指標仍然“憂中帶喜”。三季度GDP同比增長7.3%，預計四季度有望企穩回升，全年GDP增速預計為7.4%左右。

從投資結構的角度看，有些令人欣喜的地方。傳統的一些過剩產業的領域——鋼鐵、水泥，包括房地產，其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中高端的制造業，像高鐵，包括像華為、小米手機這些高端的通信產業，這些新興產業的整個發展態勢都比較好。

而民間投資增速要快于國有的投資增速，那么服務業的投資要快于一般性的這種跟工業相關的投資，結構有明顯的優化。

中國經濟的 “新常態”可以從“量”和“質”兩個方面來解讀。從“量”的方面來看，預定的年內就業目標已基本實現，同時通脹水平保持低位溫和，反映“惠民生”的目標得到了有力保障。

從“質”的方面來看，首先，第三產業占比不斷增加，第二產業內部高新制造業也維持較高增速，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其次，經濟發展的內涵也更具包容性，環保生態等指標替代了單純的GDP維度。

降息之后更應降準

NBD：央行在11月21日非對稱降息一次，您覺得降息的作用如何？

黃劍輝：降息主要起到了改善預期作用，對融資難和融資貴沒有實質性作用，對居民和企業的存量貸款有實際意義，因為這些貸款的利率是一年一定，這會降低存量貸款的成本，對增量貸款不見得起作用。

如果銀行在流動性偏緊時候，進行收緊。存量貸款利率降低了，利用增量貸款可以扭轉過來。未來降息也沒有什么空間了。美國的利率在往上走，中國如果再降息的話資金就會外流，造成金融不穩定，人民幣也會貶值，這也沒好處。

NBD：也有觀點認為人民幣應該貶值穩增長，您怎么看？

黃劍輝：我一直認為，人民幣貶值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第一，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我們的人民幣升值了30%左右，沒有影響出口吧，說明升值不見得影響出口。貶值也不見得就有利于出口，日元現在在貶值，它們出口有增加么？這不成立。出口關鍵要看競爭力。

第二條就是強本幣才能強國富民，這是我一貫的主張。美國上世紀90年代推行強貨幣政策，那時候也是美國經濟非常強盛的時候。過去這十多年，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一直采取弱美元戰略，弱美元對美國有好處么？

第三條，如果我們真正走上貶值通道，我們現在提人民幣國際化，在貶值的情況下，誰會把你的貨幣當做儲備貨幣呢，誰也不愿持有今天比明天不值錢的貨幣，因此貶值必然會導致資金外流。

其實，降息沒有空間之后，降準勢在必行。第一還是說這是為改革托底，經濟不斷有風險是沒辦法改革的，只能在經濟下行時候才能推行改革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我們的經濟要穩增長，達到合理區間。

第二是要對沖美國QE退出，它那邊QE一退出，相當于現在退潮了，而我們很多企業在裸泳，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堅決不放水，推高市場利率，并沒有太多意義，裸泳的都是我們的兄弟啊。高明的政策應該是向社會公眾和銀行講，不要害怕，上面儲了很多水，穩定社會預期，堅決不要怕美國退出QE，這樣大家有足夠的時間去找毛巾被披上，因為毛巾被有限，企業越著急可能就抓到5條都披到自己身上，越不放水，水越少。

現在任何宏觀政策必須要考慮到外部變化，不能刻舟求劍。去年洪水在來，我們不能放水，閘門要關死，美國已經宣布徹底要退出QE了，我們也要隨機應變，所以即便降準也是對沖國外環境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