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新常態下無須擔憂增長速度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GDP增速出現階段性低點，不免會引發外界對于中國經濟失速的擔憂，尤其是短期經濟增長速度與中國經濟再平衡之路也密切相關。結合實際經濟運行現狀下，中國GDP增速是快是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

GDP增7.3%符合預期

NBD：三季度GDP增速僅為7.3%，是階段性新低，您怎么看？

牛犁：這符合市場預期，屬正常狀態。三季度增長放緩主要是由投資放緩與內需相對低迷導致，但外貿延續了良好的增長勢頭，與去年同期相比，對外貿易整體運行狀況穩定良好。

當前經濟主要結構性矛盾是產能過剩；其次，第二產業GDP占比過高，我國以信息業、服務業、金融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仍處于萌芽階段，存在著替換難、體制機制調整等問題。

中國經濟當前正處于穩中趨緩的發展態勢，每年可以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四季度經濟應與三季度持平或略微放緩，整體來看，全年7.5%左右GDP增速完全可以實現。

NBD:目前“新常態”這個詞被屢次提及，請說說您的看法。

牛犁：其實，世界經濟近幾年來，出現了一個低速增長局面，說不好聽點，就是半死不活的樣子。總結它新常態的特征，是處于一個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狀態。

中國也進入新常態發展過程，經濟短期增速，也處于由原來舊常態向新常態轉變的過程當中，還沒有完全過渡到新的階段。所以，從最近連續三年以來的經濟運行特征看，都是在不斷地減速、下行和尋找平臺這樣一個過程。今年全年GDP增速能到7.3%就已經很不錯，明年可能進一步放慢到7%這樣一個水平上來。

三季度工業增速開始了一個下臺階過程，我覺得這跟今年以來政策調整有一定的關系，在上半年的時候，經濟預期非常不好，我們希望用微刺激手段去穩定增長速度。到了年中，也就是5~7月份，習總書記提到了“新常態”之后，特別是到了達沃斯論壇的時候，李克強總理也明確強調增長目標是左右，絕不是必須在7.5%以上。

在上述背景下，從政策調子上似乎已經發生了轉變，我國將在新常態下促改革。

復合因素致增長放緩

NBD：在您看來，經濟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什么？

牛犁：房地產是個主要原因。根據我們粗略測算，過去五年，房地產投資增長22%左右，每年拉動的GDP是大約1.5個百分點的放量，這是一個初步的結論。那么由去年的19.6%，放慢到11.8%左右的水平。可能它對GDP的貢獻要比去年下降0.5個百分點，對于各行各業，房地產深度調整的影響是不斷加大的。

從經濟運行實際來看，中國產能過剩化解的周期將相當緩慢，這是一個問題。現在工業品價格指數被反復提及，它的確是個十分重要的信號，PPI已經連續下跌31個月了，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的PPI也總共下降了31個月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本輪PPI下跌時，CPI仍然能夠保持2%以上的溫和增長。從這個角度來判斷，目前我國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并不是需求，特別是終端需求明顯不足的問題，而是我們體制機制改革相對緩慢，深層次結構矛盾顯現的問題，這個調整起來需要的時間更長一些。

NBD：財政和金融領域存在哪些問題？

牛犁：現在正是地方政府的還債高峰期，今年經濟又減速下行，稅收下調幅度比較大，由于房地產市場調整，賣地形勢也沒有那么好，數據顯示，年初地方憑借土地出讓獲取的收入增長幅度有40%左右，但后幾個月有大幅度下降。

金融風險也不能不提，不管是經濟減速，還是房地產調整，無論是產能過剩等因素導致的制造業貸款不良風險率的上升，還是地方融資平臺的還款壓力，最后都會落到金融風險上升中。同時，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也亟待解決。

新常態不缺新動力

NBD：經濟增長速度處于下行區間，并且似乎還在一個探底過程，這難免會引起一些恐慌，您擔心么？

牛犁：中國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不管是從國外的世界經濟大環境看，還是觀察國內經濟運行中的情況，經濟增長的條件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存在那么強烈能導致中國經濟失速的因素。

現在更應該關注的是就業和民生問題。我國全年新增就業目標肯定能夠完成，此前總理曾委托專家測算過就業與經濟之間的聯系，以此來確定宏觀調控中經濟增長的下限，當時得出的結論是7.2%，這就能看出領導對經濟的容忍度是7.2%。實際上，隨著服務業不斷發展，我們單位GDP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是在增加的，我認為這個數字大概是6.8%左右。

還有一個可以參照的數據，黨的十八大確定，我國GDP到2020年實現翻番，這就意味著這十年年均GDP增速是7.2%，已經過去的三年經濟增長速度要稍微高一些，這表明后面有6.8%，6.9%左右的增速就夠了，未來幾年或者說2020年前，我國GDP增速平均水平肯定在7%以上，不要過于悲觀。

NBD：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在哪里？

牛犁：其實經濟增長動力還真不少。住房和汽車需求到現在也并沒有完全飽和。

我們千人汽車保有量是80輛，全球水平是130輛，發達國家的水平是500到600輛。住房的剛需依然很大，城鎮化還在快速推進。經濟增速雖然在下臺階，但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很快，我國儲蓄率本來也不低，這使得涉及民生服務領域的基礎設施還存在很大投資空間。

在我看來，當前經濟并不需要大調政策，以穩定為好，但需要加快改革節奏，為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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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GDP”

每經記者 胡健

三季度經濟增速僅為7.3%。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高速增長是對中國經濟運行態勢最鮮明的詮釋，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國內儲蓄率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

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從1978年以來，中國平均GDP增長率達到9.83%，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居于第二位。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連續9個季度在7.4%至7.8%的區間窄幅波動，讓縈繞人們心中的“保八”概念逐漸淡化。而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下探。

那些年，政府、企業和老百姓共同追逐過GDP高增長，因為這一數字代表財富增加與國力日盛。突然間，我們曾經格外看重且未曾令我們失望過的GDP居然在歷史低位逡巡不前，的確令人費解。

但我們也應看到，這種下行趨勢既是客觀形勢使然，更是主動戰略選擇的結果。高層今年頻繁提到經濟已經進入 “新常態”，“新常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相較以前下了一個大臺階，超高速增長時期已告一段落，真正進入了經濟換檔期。

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歷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后，勢必要有一個經濟減速或調整過程。高速增長持續二三十年后，多數國家增速從第三個10年開始明顯下降，到第四個10年，大多數進入4%以下的增長時期。

這是由資源和勞動力等經濟增長要素優勢不斷被消耗后，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所決定的，中國自然繞不開這一問題，并且就中國本身而言，已經開始面臨資源透支、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嚴重等棘手問題。

出現這一現狀，與GDP本身無關，但與那些年我們只追逐GDP有關。在“唯GDP論”這個指揮棒的揮舞下，很多地方不惜低水平重復建設，導致資源浪費、產能過剩和經濟發展畸形。

廣為百姓詬病的“霧霾經濟”和“拆遷經濟”，便是這些代價的真實寫照，這不僅削弱了經濟的健康度，也同樣降低了民眾的幸福感。

新一屆政府已經從經濟發展快慢思維中跳出，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說，我們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性調整，用好創新這把“金鑰匙”，著力推進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使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改革與結構調整的優先級已經重于增長。經濟新常態，本質上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隨著簡政放權、市場開放、價格改革、壟斷打破等系列舉措的陸續推出，改革效應勢必會逐步顯現，這將沖抵經濟的長期增長壓力。

任重而道遠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短期GDP增速下調也是改革陣痛的體現。面對經濟下滑壓力，高層已經多次表示：絕不會輕易啟動以前動輒救市的模式。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遺留的產能過剩、債務杠桿以及房地產泡沫的確極為痛苦，但這是倒逼中國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動經濟轉型的正確選擇。

當然，再平衡之路既要看長遠也需兼顧當下，就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講，GDP增速降低，蘊含的風險也自然增大，但以就業和民生來衡量，中國經濟并無失速之虞，喜歡時不時唱空中國經濟的外資投行也在紛紛否定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

中國經濟正逐步從制造業主導向服務業為主轉型，相比以前能吸納更多就業人員，考慮到過去幾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約增加1個百分點以上，即便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一些，就業市場也會保持相當穩定。

伴隨勞動力占GDP比重不斷提高，我國仍然有大量的消費潛力亟待釋放，與之伴生的是醫療、養老等基礎設施投資空間，這一系列的建設將直接拉動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生命財產的安全感，也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

如無意外，今年將是GDP“七上八下”的第三個年頭。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純粹的GDP；未來，我們又要追怎樣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