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劉春田：從技術爭奪到版權爭奪需建立新財產制度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江然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江然 發自成都

“今天這樣空曠的環境，對我一個在學校里教書的人是一個挑戰，這同時也是一個跨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都是技術惹的禍。”昨日（9月17日），在“第五屆中國國際版權博覽會”首場分論壇上，我國知識產權學界泰斗、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劉春田的演講以此開頭。他演講的題目是“從技術爭奪到版權爭奪——互聯網時代下版權與科技的跨界發展”。

不久前，劉春田作為中國學界唯一代表，再度入選“全球50位最具影響力知識產權人物”。他在演講中指出，受幾千年文明影響，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我們，還停留在僅對物質財產保持敬畏的階段，而日新月異的技術改變了人類行為方式，也改變了財產流動。目前，我國正亟待建立一套新的財產制度。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北上廣”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劉春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了知識產權法院的權責與義務，并提出“更應建立一個知識產權司法方面的‘國家隊’，來促進國家司法標準統一、司法確權、司法整體水平提高。”

新財產制度亟待建立

技術發展使社會越發豐富多彩。“近30年來，技術造成了我們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乃至有一部分進入后工業社會，三態并存就是‘中國特色’。”劉春田在論壇上指出。

科學技術的進步又改變了什么？劉春田用一句話概括，“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在他看來，新的方式也是財產的來源。“版權就是財產權。”在他看來，“講來講去，都是圍繞財產進行的，要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是財產管理的變化。”

在劉春田看來，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讓人們對財產充滿敬畏，“但僅認為物質產品是財產，對用于精神愉悅的產品和作品，我們往往不認為是財產，因此整個社會還需要轉變觀念。”劉春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劉春田指出，我國亟待在大眾思想中建立新的財產制度，這也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落后的核心問題：理念的變化和匹配。“工業社會使我們能在短期內批量生產，這種情況生產已經相對不重要，重要的是生產什么，應該把這個當成比勞動成果更為寶貴的財富，但我們這個制度沒有建立起來。”

劉春田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靠創新驅動創造財富，“意思就是不再靠單純的勞動來增長財富，靠的是精神財富。”

知識產權審判需“國家隊”

今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切實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這一舉措被看作“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的道路上再次邁出實質性步伐”。

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北京、上海和廣東各級法院一審審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分別達到12464件、5158件和24843件，二審案件分別達到14934件、5708件和29836件。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基層法院就受理知識產權案件5056件，其中著作權案件4241件。

劉春田認為，可以以上述三地的知識產權法院為基礎，跨省管轄輻射周邊地區，為將來設立最高司法水平的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打下基礎。

“我國自1994年設立第一個知識產權審判庭以來，全國各級法院已經設立了420多個各級知識產權審判庭，已經有2700人的專業審判隊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少案件的判決書體現了法官相當高的理論素養和業務水平，增強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的話語權。”劉春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但同時，知識產權司法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有的影響到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制約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需要從制度、機構上改革才能解決。”

劉春田告訴記者，目前中國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主要存在3個問題：一是與技術有關的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不統一；二是專利權等民事權利確權糾紛循環訴訟問題；三是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水平，增加與其他國家對話的機會。

“中國知識產權審判不缺地方隊，缺的是一支國家隊。”劉春田對記者表示，“當前，如果僅在組建地方隊上做文章，止于量變，無關大局。設上訴高級法院才是質變，猶如畫龍點睛，一筆就可盤活知識產權審判的全局，一舉解決上述3個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