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直面三道考題 產業轉移應由市場說了算

新華網北京6月9日電 (記者 劉敏、張舵、張濤)隨著京津冀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協同發展步伐有所加快。然而，一體化進程不會一蹴而就，目前城市間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環境壓力大等矛盾仍較為突出。

近日，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表示，正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編制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相關規劃。那么，在新一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如何通過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協同發展、注重條件約束扭轉“北京超負荷、天津獨角戲、河北吃不飽”的困境？

堅持問題導向，找準病灶“扎針”

一組事實令人關注：2013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是河北的兩倍多，全國211大學北京占26所，河北只有1所；去年北京人均發明專利40個，這一數字是天津的近5倍，河北的10倍……“翻過一座山，實力翻三番”，經濟、科技、公共資源全方位的鴻溝讓一體化進程矛盾重重。

“相對于其他大城市，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并不明顯。”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鐵說，這一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一方面要解決北京的發展困境，另一方面必須使京津帶動區域整體提升，尤其是要解決環京津的河北貧困帶的發展問題。

為扭轉“強者恒強、弱者更弱”的趨勢，近期一系列措施正在推進。

優化首都功能，給北京打“瘦身針”。5月16日，北京大紅門8家專業批發市場正式簽約，落戶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國際服裝城，這意味北京大紅門批發市場外遷疏解步伐進一步加快。

完善交通網絡，疏通交流通道。曾經一度被三地政府和百姓“撓頭”的交通問題有望得到改善。在此前召開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上，記者獲悉，北京地鐵線路將修往河北相關城市。

針對“修路錢誰出”這一爭議較多的問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認為，可效仿香港地鐵修建中的投資主體和受益主體統一的模式，即投資主體有權分得交通外延帶來的經濟效益。

然而，相對于疏解北京非核心職能和完善交通網絡兩項工作，三地政府官員普遍反映，均衡教科文衛資源布局，給津冀打“輸血針”是目前最難的工作之一，也是需要直面的最大挑戰。

“優化公共服務資源的存量轉移有困難，可在增量上做文章。”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說，“應推動北京新增的優質公共資源向周邊地區落戶，以醫院辦分院、學校辦分校等多種方式向周邊延伸，同時北京周邊的地區也要加大投入，縮小與北京的差距。”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等專家認為，一體化就是要素自由流動，然而無論是河北省還是天津市，在資源配置和行政協調的關系上都處于“從屬”地位，這種政治和經濟地位的差距，影響了三地合作和協調。希望能有更高規格的協調機構，這樣一來許多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突出協同發展，產業轉移應由“市場說了算”

` 產業轉移是本輪京津冀一體化進程的焦點之一。眼下，三地正圍繞“哪些產業遷出去、哪些產業引進來”緊張布局策劃。

在河北省科技廳高新處副處長張春明看來，北京和天津的高科技研發成果“一出來就‘導彈式’直飛到長三角，河北根本沒機會”這種局面有望逐步解決。

記者了解到，目前河北省已篩選出49個產業園區進行規劃，繪制承接北京產業轉移地圖。張春明說，將優先打造兩三個平臺稍高的區域，點對點規劃建設針對北京的科研成果。“北京正在尋求就近轉化路徑，河北必須加快增強自身承接能力。”

急需“減負”的北京，也已經表態“要就地關停，不會單單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轉移出去”。

在本輪協同發展中，金融、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三方爭奪和發展的重點產業。為提升區域金融業發展水平，三地金融部門正醞釀在三地交界處共設“金融試驗區”，嘗試通過金融改革與創新助推三地實體經濟發展。

然而，也要看到，在產業銜接過程中，各地困惑迷茫、躁動盲動、等待觀望等心態不同程度存在。

用“打雞血”形容一些地方招商引資的亢奮毫不為過。河北某市一位招商局局長向記者講述了一段近乎“荒誕”的心路歷程，“京津冀協同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消息出來之后，他幾乎成了“車輪上的局長”，每周跑兩三次北京。曾有一天，該局共派出8路人馬共40多人進京尋找招商信息。

“新一輪規劃不能再重復各自為政、缺乏溝通、產業雷同的老路。”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劉剛認為，京津冀要共同確立具體可行的產業發展戰略及規劃，制定產業發展“負面清單”，實現分工合作、錯位發展。

注重條件約束，加強區域聯動

2013年，全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有7個在京津冀地區；目前，北京、天津人均水資源約為全國平均量的1／15。巨大的環境壓力使得三地協同處理環境問題迫在眉睫。

煤電油氣等高耗能高排放產業一直是“老大難”，同時也是“突破口”。

河北省從去年開始實施壓縮產能的“6643工程”，到2017年壓縮鋼鐵產能6000萬噸。北京也已開始著手通過關停落后產能、對新能源汽車提供優惠的搖號政策來緩解空氣污染壓力。

針對環境污染等重重問題，中央近期出“重拳”約束。國務院辦公廳5月27日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情況考核辦法(試行)》，明確提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區域、重慶市，將以PM2.5年均濃度下降比例作為考核指標。

值得一提的是，直面環境污染問題，一些“并發癥”也讓地方領導“頭疼”。一位地級市官員的憂慮較有代表性，“壓縮產能后，影響稅收近400億元，涉及上百萬人的就業問題，這個不能忽視。”

河北省工信廳一位負責人表示，現在壓縮產能還基本上是“自己摸著石頭過河”，尚缺一把“尚方寶劍”，希望有關部門盡快批復《河北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大環境資源治理的社會呼聲不斷高漲的大背景下，三地相關管理標準參差不齊，行動步調不一，更加劇了資源環境壓力，這是下一步三地需要攜手解決的核心環境問題之一。

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等專家指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環境數據是靠各地自己監測，區域整體性不夠。應當充分考慮環境容量和城市間的影響，更科學地確定各地治霾目標和方向。

“治理環境問題不是‘嘴上說說、紙上畫畫’，考核也不能停留在‘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三地必須加強聯動，徹底扭轉京津冀地區‘經濟加速跑、環境掉鏈子’的現狀，探索出一套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發展模式。”張占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