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村支書回應非法集資質疑：1300萬不是分紅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岳琦 發自冕寧、成都    

土地流轉四川樣本

作為解決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矛盾的必經之路，土地流轉被稱做世界性的難題。在中國很多名不見經傳的村落，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探索與變革成為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注腳。

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涼山州冕寧縣建設村農旺合作社的1300萬元現金“分紅”被媒體熱炒，這讓公眾對土地流轉下的農村經濟產生諸多遐想，也讓建設村及村里的帶頭人站在了風口浪尖，隨之而來的質疑與爭議甚至讓村里人驚慌失措。

2014年1月下旬，《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深入冕寧縣建設村，采訪該村帶頭人及諸多村民，并從冕寧縣多地及多個政府部門核實，試圖將建設村千萬“分紅”背后的土地流轉經營學清晰還原。而記者也發現，建設村土地流轉與合作社的運營模式亦存在諸多探索與困惑，這也是大多數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

每經記者 岳琦 發自冕寧、成都

“我們不是土豪。”高大黝黑的金洪元坐在悍馬車里吐出這句話。望著車窗外建設村整齊的別墅和農田，這位村支書不時用手心搓著額頭懊惱“不該叫記者來”。

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冕寧縣建設村一夜走紅。當一年一度的年終獎時刻到來時，建設村的現金“分紅”讓太多人羨慕不已。然而，伴隨“網友求入贅”、“土豪村”、“最牛年終獎”等調侃，“非法集資”、“圈錢”等質疑也隨之而來。

走紅后的幾天里，建設村村委會異常忙碌。稅務、民政、銀監等多個當地部門開始詢問建設村 “分紅”的細節。1月20日，拿著剛剛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建設村村支書、農旺合作社理事長金洪元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建設村土地流轉是真，新農村建設是真，農民富裕了也是真。

1300萬不是分紅

1月17日，建設村村委會主任朱萬武正忙于整理一份向冕寧縣報送的建設村“分紅”構成材料。朱萬武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每天來的媒體很多。“這個村成現在這個樣子，有正面評價，也有負面的，大家說法不一。”

“走紅”后不久，地稅部門上門“拜訪”。1月21日，冕寧縣地稅局第一稅務所所長楊遠華告訴記者，建設村年終分紅報道的第二天，他就和有關部門一起去建設村詢問分紅情況，并要求提供相關財務數據。

按照相關規定，如果是營業利潤的分紅，應該算做股息紅利，需要交20%的個人所得稅，但農民合作社享受一些免稅政策。“合作社盈利分紅需不需要納稅是新課題，我們還需要研究請示。”楊遠華表示。

網絡熱傳的1300萬“分紅”被金洪元極力否認，“這并不是分紅！”

建設村提供的資料顯示，農旺合作社2013年“分紅”的1300萬元由4部分構成。其中1040畝土地流轉租金共156萬元，占“分紅”的12%。金洪元表示，這部分并不是分紅。流轉土地按照每畝每年1500元的價格，由承包大戶交承包費給合作社，合作社再返還給農民。

此外，農旺合作社分別投資1300萬元、1495萬元和2925萬元給冕寧縣建設養殖專業合作社、建設沙場及冕寧縣洪元實業開發有限公司三合電站。這3家被投資單位都協議承諾，4年內無論盈虧，每年按照年息20%向農旺合作社支付費用。2013年，這三筆費用共1144萬元，也就是外界所稱的固定收益分紅。

金洪元稱，在這5720萬元的投資中，合作社吸納入股的村民自有資金只有3700余萬元，其余1900余萬元也成為爭議焦點之一。金洪元稱，該部分資金是他以個人持有的水電站股權作為抵押擔保，幫助農戶從銀行獲得貸款，農戶利用貸款資金發展產業，賺來的錢再投資入股。

一位村民的入股憑證顯示，貸款是用金洪元的長興電站股權抵押擔保，貸款分紅年息20%，除去當年銀行利息，剩余部分分給農民。這種操作或許也是引來銀監部門關注的原因之一。

“我沒非法集資，沒亂搞其他問題，更沒偷稅漏稅。”對于質疑，金洪元堅決否認，他還認為，“這個錢本身就不是什么分紅，是給村民支付應有的費用。”

用社民自有資金投資電站等實業

“分紅”大部分并非來源于土地的事實，讓很多人感到意外。輿論對于建設村是土地流轉還是集資圈錢的質疑越來越大，這成為建設村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

“按照規劃設想，就是要通過土地流轉，發展現代農業，打造生態旅游村，實現土地價值的最大化。”金洪元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解釋稱，集資發展多元投資也是為了實現土地流轉的目標。

在農旺合作社的章程中，有一項特別的條款。其第三條規定，合作社由金洪元、金甌、金洪成3名大股東以自有入股資金為擔保，保證社員的入股資金以年利20%分紅。年限為2010年9月至2014年9月，4年以后合作社走入正規化，實行民主管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也就意味著，在前4年內，入股的村民“穩賺不賠”。

農旺合作社自2010年底成立至2012年初，土地流轉只有100多畝，參與的農戶僅60多戶，建設村農民收入也并沒有如今這般光鮮。“初衷僅僅就是養殖種植這么簡單，根本沒有牽扯土地流轉、投資產業。”金洪元說。

實際上，農旺合作社社員加該村兩位委員共67人在2012年4月開了一次特別的會議，金洪元作為村支書在會上曾表示，建設村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但產業過于單一，無法實現產業促新村的目標，尤其是合作社的發展沒有達到規劃要求。

新農村建設已經開始，但農民不感興趣，怎么辦？金洪元認為，辦法只有讓百姓盡快搞一條好路子，即實行大面積土地流轉。

問題也隨之而來，土地流轉之后發展種植業需要幾年的培育期，在這期間，農民收益如何保障？金洪元認為，土地流轉第一步是讓老百姓吃到定心丸，不能單一地種地，要想盡一切辦法，合理地把農民閑置的資金用好。不過他承認，在此過程中，專業合作社發生了一定的偏移。

最終2012年初的社員大會形成決議，利用社民自有資金及貸款發展產業的收入資金，投資冕寧縣建設養殖專業合作社、建設沙場及冕寧縣洪元實業開發有限公司三合電站，并簽署了保證20%年息的協議。金洪元認為，這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述3家單位之所以愿意接受這種“霸王條款”式的投資，為農民承擔風險，是因為這3家單位都是農旺合作社大股東金洪元、金甌、金洪成的個人控制資產。不僅如此，建設村出示的投資協議還顯示，金洪元等人還需用其他的個人資產作為投資款的抵押。

事實上，據金甌介紹，其養殖合作社并不是每年都盈利，但3年平均下來，分紅之后基本能夠保持盈虧平衡。金洪元也承認，三合電站的利潤并沒有20%那么高，但是每年的分紅資金并不受影響，而且村民股權每年都在增值。

農旺合作社將規范化、市場化運作

建設村村民李賢菊加入合作社并入股了電站，她并不知道水電站是哪一個，會不會盈利，但每年的分紅都準時發放。

對于入股可能帶來的風險，李賢菊和很多村民都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不擔心，相信金書記。”大多數村民對于2014年底即將到期的固定收益承諾并不在意，經過三年的“分紅”模式，村民已經顯得“財大氣粗”。

金洪元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村民的資金在合作社入股，4年基本可以翻一翻。待4年的過渡期結束之后，村民的抗風險能力已經顯著提高，農旺合作社將規范化、市場化運作。到時再進行多產業互補發展的投資模式，即使風險共擔、盈虧自負，村民也不會遭受大的損失。

不過，對于土地，金洪元仍然很慎重。他表示，2014年9月份之后全部要朝正規化發展，但同時農民的土地也要保證保底分紅，可以從發起人的股本金里和企業收益中保證。

“養殖和種植也是有風險的，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在所難免。”金洪元深知農業的風險，并提出了“多點治村”、“工業反哺農業”、“打造鄉村旅游”等新的方向，甚至斥資上百萬元請專業機構做長遠發展規劃。

建設村還將420戶農戶零散土地1320畝量化入股，土地流轉后，農旺合作社投資240萬元進行綜合整治，建成了146畝蔬菜大棚、1800畝水果基地。記者在建設村看到，諸多高標準農田建設仍在進行。

目前建設村共有483戶，1800多人，耕地面積2130畝，全村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達15000元。從2010年第一批60多戶農戶加入農旺合作社，到目前社員已超過340戶，流轉土地2000畝左右。

“有些人還沒有加入合作社，作為一個村的整體發展，（村民）必須都要加入合作社，這樣才是一個聲音，都能走一個步調。”金洪元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土地規劃好了，不能因為一戶沒加入就不做了，現金發放就是要把村民集中在一起，激勵激發他們加入合作社。

1月20日，2014年入股時限的最后一天下午，建設村村委會的入股窗口仍然擠滿了人，這幾天工作人員已經累計登記了100多位村民入股，金額都在3萬元左右。

縣農辦：合作社模式仍然在摸索中

“不打造鄉村旅游，建設村流轉的這么多土地也不能保障很久。”金洪元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果樹種植和新農村基礎建設能夠拉動旅游，同時也能逐步提高土地的附加值。在規劃中，人工湖、鄉村酒店、超市等建設都將在幾年內實現。

打造鄉村旅游和多產業發展的同時，農旺合作社的操作主體也讓建設村面臨困擾。農旺合作社全稱為冕寧縣農旺種養殖專業合作社，經營范圍亦只包含養殖種植及其產品銷售。

實際上，農旺合作社已經超范圍經營，而且其貸款入股操作方法亦容易遭詬病。據記者了解，農旺合作社并沒有正式的財務報表，只記錄流水賬，財務人員是村里做了幾十年的老會計，集資入股也沒有與農民簽訂正式的協議或合同。農旺合作社負責人之一金甌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合作社沒有違法，但確實有不規范的地方。

冕寧縣農辦高主任對記者表示，農旺合作社發展了當地產業，但還在摸索中，有不明確、不規范的地方。高主任同時表示，冕寧縣上百家農業合作社，很多是掛了牌子，只起到協調作用，而農旺合作社經濟發展規模是最大的。

“這個模式把老百姓以及各方面問題解決了。你跟百姓講章程，講納稅，他才不干呢，不因地制宜怎么行。”1月18日，金洪元無奈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金洪元在當地頗具知名度，但也遭受諸多非議，一位當地司機對記者表示，“金洪元有些地方是不對的，但只要把農民帶富裕了，這是要被載入歷史的，就像小崗村一樣。”

1月19日晚，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 《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金洪元看后專門將金甌等人叫到家中商議。

20日一大早，金洪元、金甌、金洪成三人一起在建設村接受了多個媒體采訪。金洪元拿著一份一號文件全文打印版，連日來備受煎熬的金洪元說，“中央的文件來得太及時了。”

在金洪元手中那份一號文件中，一個段落被重點勾畫出來：“要鼓勵探索創新，在明確底線的前提下，支持地方先行先試，尊重農民群眾實踐創造；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許采取差異性、過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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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探討

建設村的探索與困惑：土地流轉模式路在何方

每經記者 岳琦 發自冕寧、成都

自中央啟動全面深化改革以來，農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牽動著各路資本的目光，與土地流轉息息相關的農民合作社亦備受矚目。土地流轉，誰來主導？流轉給誰？怎么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在這些問題上，學界爭論不休。

1月14日，媒體曝出四川省涼山州冕寧縣建設村1300萬元 “分紅”，令其名噪一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實地采訪發現，建設村土地流轉由具有資本實力的本村帶頭人設立的農旺合作社主導，初步完成了對農地流轉，且在流轉過程中維護了農民的權益，但合作社的探索亦面臨諸多隱憂，對帶頭人圈錢、非法集資的質疑也不絕于耳。

“實際上，這種能人治村的模式，全國各地都在探索。”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因為農村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有資本、有能力的本地人能夠更快地融入當地這種社會體系。

建設村對村民互助的 “內置金融”模式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考驗，資本下鄉式的外部模式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李昌平力挺內置金融模式，并稱這將是中國農村土地流轉的主要方式。

建設村探索投資非農產業

經過數日調查，記者發現建設村合作社土地流轉的模式確有一些創新之處，其土地流轉效率及農村經濟發展成果也足以旁證。

建設村農旺合作社發起人金洪元為當地知名私營企業主，同時任建設村村支書。在該合作社設立之初，金洪元等人為取得農戶信任，以個人名義拿出1000萬元注冊股本金作為對農戶的 “風險保證金”；為了提高農戶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他甚至做出年息收益20%的承諾。

隨著合作社資金規模的擴大和土地流轉需求加大，農旺合作社探索投資非農產業，如建設沙場、水電站等，并通過“特殊方式”保證4年內的固定收益回報。這進一步刺激了村民的土地流轉和投資熱情。

通過這種模式，建設村在3年時間內，就基本完成了全村土地的流轉和村民入社。

能夠在幾年時間內完成土地流轉并培育出諸多農業產業，尤其是村民幾乎沒有產生抵制和抗拒的情緒，在全國土地流轉中都實屬不易。

土地流轉之后，通常都面臨如何產生效益的問題。建設村并沒有走“賣地”的道路，而是通過多元產業投資，保證了農地效益過渡期的平穩發展，從而使農地在幾年積蓄之后產生規模化、產業化的高效益，同時也建立和培育了合作社整體風險抵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據建設村村民及金洪元介紹，早在上世紀90年代，金洪元即帶領當地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包工務工，人數最多時達到400多人，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金洪元實現了個人財富積累和經驗增長，而建設村村民亦較同地區農民更具開放理念和資金積累。

通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進行原始積累，再回村開展土地流轉，流轉之后進一步解放農村勞動力。建設村在這個意義上實現了一個循環。而在建設村土地流轉中，金洪元及大多村民的資本積累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農地流轉后，農村土地不再需要太多勞動力，更多精壯勞力可外出務工或就地務工，又形成農村家庭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

能人治村易出濫用資金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農旺合作社的發展依賴于發起人金洪元等人的資金、資源和能力，合作社的產業發展與金洪元等人的個人產業存在大量的關聯交易，一旦出現人員變故，合作社發展將面臨嚴重打擊。

對此，李國祥表示，山東、天津等地政府部門都在積極尋找 “能人”回鄉治村。但這種模式較為依賴“能人”的公信力和道德誠信，此外如果封閉性不好，也容易出現超范圍募資、濫用資金等問題。

雖然目前建設村集資范圍僅限于本村人員，投資主要以本村企業經營的產業項目為主，兩者都具有一定封閉性，但可能出現的資金管理問題亦值得注意。李國祥也表示，隨著資金量的增大，如果合作社不規范操作，控制其封閉性，很容易產生問題。

此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建設村了解到，農旺合作社并沒有專業財務人員，也不具備專業財務管理能力，只是以流水賬的形式進行財務管理。就農旺合作社的管理模式而言，沒有實現專業化的管理運營。

農旺合作社一位負責人金甌對記者表示，他們已經意識到管理的問題，也準備在近期引入專業的財務人員和管理人員，同時按照規范的財務和管理制度規范合作社的運營。

但對于農村地區來說，引入專業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隨著建設村專業化的發展，其人才短缺問題突出。“村里的招聘工作做了很久，但農村的環境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即便工資高也沒用，”建設村文書朱宗虎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農村工作環境復雜，人情關系固化，這些都很難解決，只能想辦法盡量留住本村畢業的大學生。”

此外，建設村通過投資方式，將專業合作社組織起來也值得商榷。農民合作社大多為小規模的經濟組織，試圖要解決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問題，顯然不具有明顯優勢。而已經有個別地方能夠注冊聯社，把多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集中起來，整合品牌、統一營銷。

據記者了解，農旺合作社與其宣傳的旗下各個產業組織的關系，實則通過另一種渠道實現聯合。建設養殖專業合作社、種植專業合作社及沙場、水電站與農旺合作社在法律上只是投資對象與投資者的關系。因農旺合作社與上述機構法人存在重合，故對外統稱沙場等為合作社旗下產業。

資本下鄉VS內置金融

何為土地流轉的最佳 “途徑”？國內多地早已展開了一些自發性的探索與實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梳理發現，從目前國內土地流轉的探索實踐來看，主要包括“內生式”和“外部資本撬動”兩大類。

早在數年前就已經在探索的益陽模式，就充分借助了資本的力量。

公開信息顯示，湖南省益陽市從2009年起探索土地信托流轉模式，通過“政府信托”的方式將農戶分散的土地流轉集中起來，再以合同方式租賃給農業公司或大戶，這種政府扮演“中間人”角色的模式，希冀通過此種方式解決傳統土地流轉中雙方屢屢違約的難題。

益陽當地的一位官員曾向媒體表示，“益陽模式”有三方面特點：一是通過“三角形”關系形成了更為穩定的土地流轉契約關系，農民把承包經營權信托給政府后，在隨意退出方面受到制約；二是政府作為中間人，積極發揮整合項目、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益等功能；三是可以兼顧多方面利益特別是保障農民利益，而且這種信托關系可以繼承，具有穩定和長期的特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益陽模式”中亦存隱憂：隨著土地收益不斷提高，與土地相關的糾紛越來越多，在土地流轉中如何做好各種矛盾化解，從體制機制上保障農民的權益？經濟波動中可能出現大量農民工返鄉，如何解決他們的隱性失業和生活保障問題？如何解決流轉費用過低的問題？如何防止融資造血功能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益陽似乎也已意識到存在的問題。據新華社報道稱，益陽市陸續出臺了一些針對性措施，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土地確權。

長期致力于土地流轉研究的“三農問題”專家王世渝就力挺資本下鄉。《南方周末》援引王世渝的話稱，只有這樣“知識和技術才會去農村，才能帶去新的種植、經營和管理模式”。而資本下鄉，瓶頸在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相比訂單農業、土地租賃、土地入股這類傳統模式，“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王世渝認為，遍觀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轉是中國當今環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產業化，輔之以外部金融。在他看來，應該“推動整個農村全面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包括銀行、信托、證券等各種金融服務。

如今，資本大鱷們對土地流轉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中信·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集合信托計劃1301期”已于2013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委托方為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人民政府，而所涉的可流轉面積是5400畝。

同樣是在2009年，“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卻在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開始試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土地流轉路徑。在解決“農地流轉給誰、怎么流轉、錢從哪來”的問題上，李昌平主張效仿臺灣地區農會制度，主要通過“內置金融”在村莊內部解決。建設村的模式某種程度上亦屬于村社資金互助，即“內生機制”。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內生機制”的建立，某種程度上依賴村干部等帶頭人的道德自省和執行能力。如何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監督制約體系顯得尤為重要。

最近幾年，農村合作社在國內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公開數據顯示，全國的數量在2012年底就已經超過68萬家。

然而，李昌平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稱，2006年起國家開始允許做資金互助社，但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

“跑路事件”引起流轉紛爭

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亦時常有一些負面案例暴露出來。

據中國之聲 《新聞縱橫》2014年1月23日報道，從2013年初開始，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內陸續有多家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人去錢空，眾多儲戶的存款也無法兌付。

并且，在外來社會資本進入農村時，也會出現農戶利益無法保障的問題。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此前獨家報道，曾經的“先進典型”山東棗莊市陰平鎮銀苗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及其理事長邵長寶，身背1090畝土地流轉抵押貸款跑路。

“大戶”邵長寶成了當地流轉土地抵押貸款的“跑路第一人”。留在他身后的是80萬元的農民工資和300萬元的土地融資債務，以及被扣押在銀行的金陵寺村1000多畝土地使用權證。

農業部相關人士此前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針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導致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問題，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出了加強土地流轉管理和服務、保障農民土地流轉主體地位等政策要求。

對此，李昌平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外來資本不會真正考慮農民的利益。他認為，今后中國農村土地流轉應該主要依靠內置金融方式，并限制外部金融資本的進入。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嚴瑞珍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在市場經濟下，無論哪個主體，農地經營風險問題都很難避免，主要還是要讓經營主體有收益，同時能夠獲得金融、技術等方面的支持。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引導企業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合適的種養業，同時要防止資本進行非農化生產。近日剛剛出爐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

此前，中農辦副主任陳錫文也表示，“現在沒有多少人是愿意到農村租了土地繼續種糧的，很多土地被轉租之后非糧化、非農化的現象必須要被遏制。”針對土地流轉要有規矩，要有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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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爭議中的“富豪村”村支書

每經記者 岳琦

在涼山州冕寧縣，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金洪元。原因不在于他是建設村的村支書，也不在于他是冕寧的富豪級人物，而是因為他同時擁有這兩個身份。

建設村走紅后的幾天里，金洪元每天都開著自己的悍馬H2到建設村村委會上下班。當地人說，到建設村，悍馬在金洪元就在，悍馬不在，金洪元就出去了。

2014年1月17日的早晨，悍馬車在，金洪元并不在。這一天，他被叫去同當地縣委書記一起接受媒體采訪。隨后的幾天里，金洪元深陷焦慮，提起外界對他的爭議，他或看著辦公室里建設村的舊貌圖，或驅車去村里的建設工地轉一遭。

在他參股的幾個水電站里，大家都叫他金老板，一些來自建設村的工人從父輩開始就跟著金老板打工。他們對金洪元的評價大多是 “金老板能干”、“金老板好”，金洪元也自豪地說，“10個村里人至少有7個對我還是肯定的。”

但是在建設村之外，就沒這么幸運，“非法集資”、“放高利貸”、“黑白通吃”等語言將金洪元幾乎包裝成了一個江湖傳奇。

小學沒畢業的金洪元為建設村設計了一個建設夢標語：讓村民有房子、有車子、有票子、過上好日子。他甚至不會用手機存電話號碼，但朋友們的號碼他都能隨時背出來。甚至前一天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第二天他就能將其中的某些段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

平日里，金洪元并不怕開“豪車”招搖過市。他不太能藏住自己的心情，當有人和他說起網絡上對建設村的質疑時，他會當著眾人的面憤憤不已，而在回家的路上，則面露哀傷。

“我這是為了啥？”在質疑剛剛出現的時候，他甚至對朋友金甌說，要不去外邊旅游，手機都不開了！金甌勸住了他。

身家上億，這是他對自己財產的保守估計。但他一個人住在冕寧縣一個普通的小區里，妻子陪著讀書的女兒在外地，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垃圾袋里的盒飯與臥室里成堆的影碟幾乎是他的生活方式。

金洪元做了18年村官，也做了18年老板。他常常強調，“我也是農民。愛國是大口號，愛家才是真的。”

他也對多年來帶出村子打工，卻沒有帶回來的十幾條生命感到愧疚。“生在建設村，長在建設村，死在建設村，一點一滴為建設村。”建設村村委會的會議室里寫著這十幾個大字。

2014年建設村的“村晚”雖然受到質疑風波的影響，但并沒有取消。大學生們策劃的村晚主題還和往年一樣，“我為建設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