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驅逐創新魔咒？

每經編輯｜趙慶

由中國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合課題組撰寫的中國展望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自2月末發布以來，在國內引起不小反響，至今余波未平。該報告既非有些人眼中關于“國企私有化”的毒藥，也難以成為直供中國改革之用的“頂層設計”。社會遠遠還沒有就此形成有效的共識。

其實，對中國中長期的改革與發展而言，這份報告凝聚了諸多的真知灼見。舉例而言，其中就有這樣的觀點：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強化創新和轉向高價值的服務業，使經濟增長獲得新動力。亦即，通過TFP（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類似看法，也在不少經濟學家的闡述中可見。比如，最近我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教授對話，面對“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這個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熱烈討論的問題，張平旗幟鮮明地指出：產業的結構本身并不重要，關鍵是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基本觀點是：“調結構”永遠都是“機制”重于“結果”。這位來自官方智庫的經濟學家擔憂“調來調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團越來越強大，結構卻越來越扭曲”。

這種擔憂決不是多余的。倘若說，過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總量指標，那么，如今卻變成了更細的產業指標。表面看，這只是指標模型的變化，背后卻是從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轉向了政府直接指定產業技術路線。這如何不是危險所在？

試想：GDP有一種綜合性因素，導致很多激勵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為七八個所謂產業指標，就意味著徹底走入純計劃經濟時代。這就是為什么說，中國的結構變革千萬不要再去陷入所謂的產業當中。產業應該怎么發展，難道是由官方指定說要發展多少個重工業、發展多少個光伏產業、發展多少個LED嗎？如果一個省份全都搞某個產業，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該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調結構的核心問題并不在于結構本身，而在于如何強化機制。惟有持續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才能給技術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帶來有效保障。應當說，制度比人更重要，機制比結果更重要。偏離市場機制的做法不可靠，強行扭成的結果則不可信。或許結構調整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畢竟，并不存在人為設計的最優結構。

這時候，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稱之為“創新的魔咒”或“創新力迷局”的視角，來說明這個問題--中國為何創新力不足？人們對此可能會強調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說，國人對知識產權重視不夠；或有的會講，國內的科研與企業是“兩張皮”；也有人則認為，是由于國家投入資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創新乏力么？事實遠不是這樣。目前，中國R&D經費支出已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預計到2015年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國。問題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著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導致這些科研經費的投入與產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這是有績效評價作為依據的，廣為公認的重要指標是ESI論文數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國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窺其一斑。

關于中國創新投入的效率問題，經合組織（OECD）的看法是，雖然中國在創新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大部分都浪費了；官方選擇的扶持對象和市場脫節，很多成果沒有價值，僅僅依靠撥款存在；官僚作風脫離實際指導創新的方向，并帶來大量的資助，注定結果不會好到哪去。其結論是，應該放寬對企業的管制。

換言之，來自結構性、體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約著這個國度的創造力積累和發揮，阻礙著經濟社會“質”的進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創新”流于口號，絕不能寄望于加大經費投入，而是應找到推動創新的動力源在哪里。

我們知道，在一定范圍內，“創新”易被強調為技術層面的進步，尤其是在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僅僅突出為自然科學和自然技術何等重要、從而容易忽視社會科學和社會技術同樣重要的現實語境下。不過，當人們愈加發現，內生動力對經濟良性發展能夠起到多大作用，終于意識到：體制、機制、法治的創新與進步，對科學技術的創新與進步來說，又是多么的關鍵。

目前，中國經濟雖未到達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但對沉重轉型的東方大國而言，“創新驅動”確實是不可忽視的。不僅如此，還需對“創新”的含義進行創新的認識。從這個認知邏輯出發，“創新驅動”的重要前提、同時也是其應有之義，正是體制、機制、法治等制度層面的創新，也就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