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銘生：公車改革應讓公眾參與

惠銘生

6月24日，溫州的公車拍賣，被認為這是一次公車改革的 “典范”。但據6月26日的《重慶晨報》報道，該報記者為此詳細算了一筆賬，結果讓公眾大跌眼鏡。原來，“溫州車改”的模式是：拍賣公車，實行“車貼”。“車貼”多少呢？按相關規定，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為300元，且不包括遠程租車費用——溫州車改補貼之高創下全國各省市之最。

“溫州車改”是否是成功模式，我們不妨先用數字說話。該報以溫州發改委為例測算：車改前，公車費用為133萬元；車改后，發放給職工的車貼總額為162萬元，這意味著，車改后將比車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萬元。如此高的車貼，車改還不如不改，像這樣的車改，怎能逃脫“過度補貼、變相福利”的嫌疑？

其實，類似溫州市這種 “自肥”的車改，絕非孤例。比如，杭州車改，市局副廳局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公車，局級官員每月可以領取2600元的車貼；遼寧省遼陽市宏偉區車改后，書記、區長每年“車補”竟高達7.6萬元，而且都是直接發現金……對于這種車改怪象，研究中國車改20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公車改革中，存在“權力部門肯定不讓自己吃虧”的現象。他呼吁，我們需要一場補償性的公車改革，而不是一個收益性的公車改革。

不車改，有人坐享受益，耗費公帑；車改，囊括不菲的車貼，也受益。反正公車改革與否，權力部門都不吃虧。那么，像這樣的改革，改與不改有何意義？

有人說，“中國式車改”堪稱“世界級難題”，為何？因為從1994年中辦、國辦聯合頒發《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至今，公車改革探索已走過18個年頭。18年來，公車改革聲浪越猛，超標超編車越是“高歌猛進”，以一組數據為例，目前我國每年公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在20％以上，年公車消費支出超過1000億元，各地超編和超標公車已呈泛濫趨勢。

但在筆者看來，“中國式車改”，又堪稱“世界級玩笑”，為何？因為誰坐車、誰改革，這樣的游戲規則根本靠不住。一個既得利益群體，讓他們自動放棄長期占據、且習以為常的便宜，誰會輕易割舍呢？制定車改方案的人，都是坐公車的人，他們自然反對公車改革，即便作出車改的姿態，也只能會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像這種車改游戲不改變，即便再過500年，車改還將難以撼動某些人“自利”的本質。

很顯然，要讓車改容易起來，且順乎民心民意，敢于給公車改革“大動手術”，唯一的路徑就是，讓不坐車的人制定“車改”游戲規則。比如，車改方案可由某些社會群體起草，公眾廣泛參與，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全國各地各機關事業單位執行。唯有如此，我國車改才不會老是掛在空擋上，或是跑偏。

總之，誰坐車誰改革的游戲規則該改改了，否則，既得利益者老是圍著自己的利益打轉轉，即便百姓不煩，自己還不煩嗎？起碼也應該汗顏不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