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昌發：公車改革不缺“廣告”缺“療效”

鄧昌發

日前，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適時出臺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 （中國政府網3月22日）

公車超標、公車私用等問題歷來為國人所詬病。作為對群眾意見的反饋，多年來中央也相繼發文提出公車改革。在去年底就曾出臺兩個文件直指公車消費的頑癥：其一是工信部等三部門聯合發文明確要求黨政機關購買公務用車排氣量不超過1.8升，價格不超過18萬元；其二是國務院法制辦公布《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規定超編制、超標準配備的公務用車，違反規定接受的捐贈車輛或配備的越野車，增加高檔配置或豪華內飾的公務用車，由本級政府公務用車主管部門收回和處理。

事實上，早在1988年10月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就針對公車問題發布了 《中央國家機關汽車配備標準的規定》和《中央國家機關汽車使用管理辦法》。應該說，轉眼20多年過去了，其間若算上各地方省市出臺的限制公車消費規定，應該說規章制度并不缺少。但公務用車在采購、使用、維修中的諸多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這種糟糕的局面也印證了很多時候中國缺少的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對法治規則的信仰。曾有學者指出我國有某些法律從頒布以來幾乎就從沒起到什么效果。例如拿“公車價格不超過18萬元”來說，事實上關注中國公車改革歷程的人都知道，“一般公車價格禁超18萬”并非新近出臺的“新玩意兒”，在此之前，《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關于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等均對黨政機關配備公車制定有明確標準：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1.8升（含）以下、價格18萬元以內的轎車。

說到底，中國的公車改革真正欠缺的不是“廣告”，而是“療效”。換言之，看公車問題能否被較好地解決，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各公務機關的自省，靠接連發文也還遠遠不夠，關鍵還在于怎樣落實對違規者的嚴厲制裁，讓違規成本遠超利益所得，進而讓公車標準成為各地方以及各部門的一個法治信仰——事實上，多年來幾乎沒聽說哪位官員因為公車超標而被問責的。照這樣的態勢，制定、重申或下發再多的限制公車消費文件或方案，在公眾看來，恐怕也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