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若美債違約 我們需聯合債權國應對

孫立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當地時間28日深夜，美國眾議院宣布取消原定于當晚舉行的就提高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方案進行的全院投票，顯示國會圍繞債務上限問題爭斗激烈。

    其實，就在美國兩黨就如何提高債務上限爭論不休時，他們都非常清楚，如果不能在8月2日之前調高借債上限，美國財政部將無法擔保政府的所有債務。而且，即使國會和政府能夠達成協議，調高目前為14.3萬億美元的借債上限，但一項削減赤字力度不夠大的預算計劃，仍有可能會導致美國政府主權債務的“AAA”信用評級遭到下調。

美國非最大受害者

    一旦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遭降，這一后金融危機時代的  “特大事件”，會給國際金融市場乃至世界經濟帶來什么影響？我設想出以下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情形是：號稱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最好的美國國債市場將失去昔日光環，國債收益率被迫上升以彌補市場產生的流動性萎縮的風險。再加上目前美國經濟沒有明顯回暖的跡象，美聯儲繼續寬松量化的貨幣政策的代價將會大大提高。也許，這一結果就是共和黨所希望的結果。但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私利性的攻防戰略，將導致世界經濟復蘇節奏大大放慢，中國政府減持美債的成本也隨之提高。

    第二種情形是：市場投機力量借助美國政府部分違約事件，并利用隨之而來的負面評級素材，大肆做空美元資產，導致美股繼續下跌，美債價格深度滑坡，美元和大宗商品價格也隨之一路疲軟，而金價卻強勁飆升，日元也在避險資金的推動下大幅升值。盡管資金短時間內主要會流向亞洲各國，但是美國不可能會大幅上升聯邦利率，以遏制資本大量流出導致的債務違約風險上升。因為美元的地位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可以被推翻的，何況現在世界經濟危機四起，美元當下的競爭對手幾乎不存在。即使美國政府為了保衛美元的霸權地位，現在也不會輕易加息——不會用犧牲自己本國經濟活力的風險來換取防止資本流出的效果，除非另有用意。

    第三種情形可能性最小，但卻給世界各國帶來的沖擊最大，那就是美國政府真得動用利率工具來顛覆國際金融市場的安定。很多次都是美國這個主導國際貨幣體系國家的加息，讓很多脆弱的金融市場和開放度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成了資金轉向的犧牲品。這是一個在目前階段兩敗俱傷的舉措，除非美國想把自己身陷的困境，通過這種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以防自己昔日的強勢被其他乘虛而入的競爭對手所取代。但是，我認為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完全可能會制造一些緊張的地緣事件，而不是利用加息手段來發揮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作用，以達到吸引全球避險資金重回美國市場的效果。

    總之，不管最終出現什么樣的結果，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依賴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潤滑劑，以及把美元計價的資產作為儲備資產的世界各國。

中國需聯合他國捍衛利益

    美國兩黨之所以敢拿“財政違約”的籌碼，來維護和爭奪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利益，是因為他們心里都知道今天國際貨幣體系中沒有強勁的對手，也就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短期內無法撼動。他們今天共唱的這出鬧劇，和在別人的家園玩火惹事性質完全一樣。

    首先，無節制膨脹的美國財政赤字跟歐洲國家債務不一樣，它是美國政府借世界的“財富”，在通過一流人才的引進、軍事實力的強化、科研和研發能力的提升等方式，來提高美國的實力，以達到美元即使階段性貶值，市場也無法離棄它的效果。這和很多債務國家借錢搞福利，經濟實力日趨下滑的本質完全不一樣。但是，帶來的問題是，當美國依靠自己的實力只考慮自己利益，而對債權國不負責任時，制衡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是十分有限的。這也是后危機時代，需要對現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反思和改革的地方。尤其是，外匯儲備達到世界第一的中國，更應該對美國政府可能違約的舉措提高警覺。

    第二，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走出了靠“金本位”自律調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來到了靠“信用本位”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時代。美國依靠它多方面強大的實力、發達的金融體系和國際認可的品牌優勢，為世界承擔了提供結算支付、資產儲備、價格標準這三方面功能的貨幣錨服務。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信用本位的公共品服務，降低了因為自己國家貨幣弱勢、價格體系不穩定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推動了出口、提高了就業率、改善了生活質量。而美國由此得到了龐大的鑄幣稅，和越來越多的“美元流動性”回流所帶來的誘人效果。依據承擔貨幣錨服務的好處，美國借助外國的財富進一步發展了硬實力。當他們開始憑實力賴賬時，我們才發現在信用本位的貨幣時代，建立一個超主權國際貨幣和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而言是多么重要。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是，走向超主權貨幣體系的歐元，今天因為各個國家經濟基本面的參差不齊、由此產生的不和諧舉措，正在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場罕見的主權債務危機讓它付出了“穩定”和“效率”犧牲的巨大代價。在人民幣加快國際化的同時，從最近外匯占款的增加和人民幣結算中單邊流出的特征中，我們也隱隱地感覺到當年日元升值所導致的泡沫和危機風險在加大。

    第三，既然世界上不少國家，尤其是大多數商品出口、原油出口、資源出口國家，都是美國的債權國，這些國家建立一個與美國在岸市場競爭的投資舞臺顯得異常重要。具體而言，對中國來說，就應該先利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平臺，主動開展“亞洲美元離岸市場業務”，繞開中國人民幣匯率和利率沒有市場化的瓶頸，繞開我們缺乏大量國際金融業務人才和相應風險管理制度的缺陷，把美元債權的價值最大限度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為人民幣國際化條件的成熟推進贏得寶貴的時間和空間。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國聲音”，通過上面這一切實可行的漸進模式和受中國政府大力支持的朱民副總裁的影響力，帶到G20和金磚國家等國際峰會和組織中，以達到聯合與中國有共同利益的力量，來捍衛中國目前作為世界最大的美國債權國應有的利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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