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食品安全內外有別 是親資本政策流弊

李新

    “毒豆芽”在沈陽乃至全國來說，并不是“新生事物”。只是在沈陽查獲的這棵小小的“毒豆芽”，在政府的職能管理中牽涉到工商、質監、農委、公安4個系統，而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卻出現“不歸我管”的局面。與此同時，“雀巢嬰幼兒米粉事件”讓消費者在不安全感之外又增加了不平等感，因為這個事件暴露出食品安全標準“內外有別”的尷尬。專家指出，內外有別導致了國內“一流產品出口、二流產品內銷”，而一些在國外被認定為“不合格”的洋食品，卻能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國市場。

    當下的國人，對于食品安全可以說已經麻木。但是，因為食品安全摧毀的不僅僅是人的身體健康，更致命的是它摧毀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監管機構之間的信任。而我們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均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沒有信任作前提和基礎，所有的人際交往、生意往來、市場經濟運行都無法想象。因此，對食品安全，痛斥也好，抱怨也罷，都不能放棄，最終還是要找到有效辦法，改善它，改變它。

    一套有效的運行體系，一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完善的制度，二是有力的執行，三是有效的監督。從目前媒體的報道看，食品安全問題不是某個方面出了問題，而是整個行業體系都出了問題?？膳碌氖谴蠹叶贾绬栴}在哪，卻不去解決它。

    首先是食品安全標準的落后。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是發生后才有了標準；“雀巢嬰幼兒米粉事件”則曝出了雙重標準，國內食品出口合格率均99.8%以上，內銷食品合格率只有90%左右。國內企業歧視本國百姓，根源在于雙重標準，以道德苛刻他們已沒什么意義。以往，我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資本極度缺乏，改革開放后，政策導向上偏重資本是合理的，在這一過程中大資本和企業受到了特別的保護，環保、各種產品標準以及法律責任，都規定得很低、很輕。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國內經濟實力迅速壯大，很多領域出現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的現象，還有銀行走出國門，去海外拓展業務。這些都說明，國內已經不再是資本稀缺的年代了。一些專家就此指出，中國政策導向應該由親資本轉向重民生。中央的政策也體現了這一點，近幾年將民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資本和民生的博弈中，逐漸扭轉民生弱勢的局面。比如出臺《勞動合同法》，加強對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在這種大背景下，食品安全標準還在延續以往親資本的老套路，不僅不夠與時俱進，也與中央的大方向相違背。既然國內食品出口合格率能達到99.8%以上，內銷食品為何不能采用出口的標準？明明有橋可以走，為何偏偏要去摸石頭？

    其次，食品安全制度執行無力，監管失效。有媒體報道，食品安全領域不僅僅是多頭管理，互相推諉的不作為問題，還有的監管部門“養魚執法”、“執法為利”，監管人員主動給違規者通風報信等問題，一些監管部門和人員把自己和企業的非法利益捆綁在了一起。與食品安全本身相比，這一點危害更大。有媒體提出，想要真奏效，需要建立食品安全一票否決制，并且要追究當地一把手的責任。這也是可以借鑒的思路。

    最后，是監督體系薄弱。有評論曾指出，一系列食品安全曝光名單，幾乎沒有一個是監管部門主動曝出來，全都是媒體曝光后，相關部門才介入調查。這說明在行政監管這一塊，“監”的部分幾乎失效，食品安全變成了媒體孤軍奮戰的局面。而媒體在作此類報道時，往往受到各方力量的干擾影響，采訪經常難以為繼，輿論監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在目前的狀況下，確保媒體監督權利受到支持和尊重，對于改善食品安全狀況也是至關重要的。

    此外，在監督體系中，受害公民的司法救濟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F在的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強調追究相關責任人責任，較為忽略對受害人的賠償，而且賠償標準也比較低。對此，需要在立法層面加大對食品安全受害人的保護力度，在司法層面，要確保受害人各項訴訟權利的落實。

    總之，食品安全是個系統工程，有人提出，需要發動一場食品安全社會運動。筆者贊同這種說法，這場運動需要立法者、執法者、經營者、媒體和每一個公民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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