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文憑主義”令唐駿失語

朱四倍

        一個是  “打假專業戶”，一個是“打工皇帝”，當二者“對打”在一起的時候，輿論的喧囂可想而知。而當不少網友站在“打假專業戶”這一邊時，留給“打工皇帝”是無盡的討伐，而留給社會的也并非“煙消云散”，誠如新聞所說：“此次學歷造假事件，早已單純地從對個人造假的質疑升級為對社會問題的反思。”也許，唐駿文憑風波背后更大的意義，在于人們到底是重“形式”還是重“實干”的辯證。

        事實上，就筆者的觀察，當唐駿拋出“你說我的學校三流，那就三流，我說四流也可以”的話語時，我們似乎看到了不愿意反擊或者說怯于反擊的姿態，更可以認為，這是在“打假”聲勢下的一種無奈“失語”：因為再無奈的話語也無法遮掩道理上的  “低人一等”，而這種“破罐子破摔”的“解脫”，肯定不是公眾“圍追堵截”所期待的結局，相反，只能把我們引向更深層次的反思和追問。

        當下，教育文憑已經變成了一塊敲門磚。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交換的價值，人們可以通過它實現不同資本之間的轉換，如工作、金錢、關系網、聲望、生活方式、合法性、地位群體的身份等。筆者愿意站在文憑主義的視野下對唐駿  “四流大學論”進行理性審視。學者柯林斯就從韋伯主義的角度談了對文憑社會和文憑主義的認識，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學校證書來體現）被用來限制那些競爭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的數量，并幫助那些享有“教育專利”的人壟斷這些職位。可以說，在唐駿種種無法自圓其說的事實中，他卻憑借所謂的“文憑”獲得了種種資源交換的便利條件，也確實為他贏得了相當的利益籌碼。對此，絕對不是一個“四流大學論”就可以解釋的。

        就筆者的看法，在輿論對唐駿質疑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社會的密碼：社會成員對文憑、學歷的追逐標準的攀升，使得有限的教育資源的增長趕不上受教育需求的增加，而“洋文憑”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缺，但是，這一文憑只有那些處于社會上層的具有充足經濟資源的人才能擁有。不幸的是，當你擁有了一個“假文憑”時，除了成為眾矢之的外，似乎沒有其他的選擇。誰讓文憑造成了社會排斥呢？

        教育作為進入社會、經濟方面受益階層的篩選標準，不僅僅存在于市場經濟社會之中，作為進入的壁壘設置，教育與職業過程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學者布迪厄認為，文憑是個人占有某些生活資本的一種表現，它已經成為獲得更高職業收入和權力地位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文憑主義下的唐駿式失語，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

        對社會來說，“假文憑之惑”遠沒有停止，公眾對假文憑的質疑甚至包括對文憑和能力關系的考量也正在路上。因此，在文憑主義之下，我們若能除了追問“唐駿式失語”之外，更能看到隱藏在文憑背后的社會排斥、金錢交易乃至文憑壓倒了能力的困境，或是一樁幸事。如該如何面對“真的假文憑”？何以制止和追問官員的學歷造假？等等。當然，這在本文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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