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杜恒峰

6月27日披露的公告顯示，已退市近一年的越博動力及相關責任人收到證監會下發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其財務造假細節被公之于眾。經證監會調查，2018~2022年，越博動力涉嫌累計虛增收入約9.46億元，涉嫌累計虛增利潤總額約2.43億元。證監會擬對越博動力及相關責任人員給予警告，處以合計3080萬元罰款，并對其中兩名主體采取8至10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在此次財務造假事件中，李占江作為“首惡”，于2015年至2022年12月擔任越博動力董事長、總經理，并在2022年6月至12月代行董秘職責。他決策并組織實施虛構新能源汽車動力總成銷售、視覺識別板卡代加工等業務，以及虛假轉讓河南暢行等事項，還將越博動力借款用于償還其個人股份質押款，且對上市公司隱瞞該信息。最終，證監會對李占江給予警告，處以1350萬元罰款，并采取10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然而，上市公司及李占江等責任主體被證監會行政處罰，僅僅是追責的開端。后續，他們還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并可能面臨刑事責任。在民事責任方面，依據證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等規則，在2018年年報業績預告至2023年4月更正財務數據期間，買入越博動力股票并產生損失的投資者均可索賠，且索賠金額通常遠高于行政處罰金額。

以獐子島財務造假案為例，上市公司僅被罰款60萬元，時任董事長吳厚剛被罰款30萬元，但投資者索賠金額一度超過1億元，獲賠金額在千萬元級別。康尼機電因并購交易存在虛假陳述，被證監會罰款30萬元，為應對投資者訴訟，公司計提了高達1.44億元的預計負債，起訴的投資者中不乏諾德基金這樣的機構。康得新案更是典型，公司及實控人鐘玉分別被證監會罰款60萬元和90萬元，而投資者索賠金額卻超過50億元。

刑事責任方面，證監會明確表示，若越博動力財務造假案存在涉嫌犯罪情形，將依法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此前，金亞科技、康得新等案的實控人均已獲刑。今年3月，公安部公布的5起上市公司犯罪典型案例中，有4起涉及財務造假，且涉案關鍵人員均被作出有罪判決。在“行刑銜接”的嚴監管環境下，若越博動力相關人員觸犯刑法，必將受到法律制裁。

越博動力造假案的處罰還具有一項標志性意義——首次對配合造假方同步追責。在越博動力財務造假期間，賀靖、于懿二人知曉越博動力有“沖業績”“做大業務”的意圖，按照李占江的請求和安排配合造假，分別“貢獻”9106.13萬元和2.7億元的收入。最終，賀靖、于懿分別擬被罰款30萬元和200萬元。

財務造假之所以屢禁不止，“幫兇”的配合是重要原因。這些看似會計憑證齊全、無關聯方的交易，使造假行為更具系統性和隱蔽性，積累的問題也更為嚴重。財務造假的“首惡”多為上市公司實控人、董事長等“內部人”，他們因巨大的非法利益甘愿冒險。但對于“幫兇”而言，配合造假所得利益遠低于“首惡”，只要提高違法成本、嚴格執法，有限的收益將對應巨大的風險，配合造假便失去意義。一旦缺少“幫兇”的配合，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難度將大幅增加，這為破除財務造假“生態圈”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