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突出加強涉企“小案重罰”“重復處罰”“同案不同罰”等監管執法行政違法行為監督

每經記者｜石雨昕    每經編輯｜陳旭    

7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行政檢察與民同行 助力法治中國建設”新聞發布會，通報近年來行政檢察工作取得的進展成效，并回答記者提問。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日前，最高檢辦理的一起涉及“小過重罰”的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在發布會上表示，74歲個體經營戶曾某因銷售一瓶78元過期葡萄酒被罰款5萬元，曾某認為處罰過重，經法院一審、二審、再審，6年訴訟未果、申訴無門，最高檢到當地召開聽證會公開審查，搭建“官民”對話平臺，促使行政機關主動糾正。

張雪樵表示，這個案件是一個典型的“小過重罰”。實踐中對一些小攤小販、小微企業的行政處罰違反“過罰相當”原則，處以高額罰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生產生活，不利于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建立對法治的信賴，檢察機關應當依法開展法律監督。

合理處罰有助于當事人認識、改正錯誤并建立對法治的信賴

當天的發布會上公布了“檢察護企”“檢護民生”行政檢察典型案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其中有兩起案例涉及行政處罰過重的問題，在兩個案例中，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公開聽證等方式，督促行政機關撤銷了不合理的行政處罰，確保“過罰相當”。

其中一起案例中，某集團有限公司原本因施工車輛帶泥上路被處以4萬元的罰款，這一處罰在檢察機關的監督下被認為存在“小過重罰”的問題。經過檢察機關的深入調查，發現該公司在違法行為發生后迅速進行了整改，且此前并無相同違法記錄，同時指出行政機關在送達程序上也存在違法之處。最終，在檢察機關的建議下，某縣綜合執法局重新審查并大幅減輕了處罰，將罰款金額降至1萬元。

另一起案例中，胡某某因在有獎銷售活動中信息公示不全，被張家口市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處以30萬元的罰款。檢察機關經過調查核實后認為應當減輕處罰，最終，市場監管局采納聽證會意見及檢察建議，重新作出罰款5萬元的處罰。

“合理的處罰有助于當事人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并建立對法治的信賴。而過高的罰款則可能適得其反，使當事人對法律產生誤解和抵觸情緒。”上海申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夏海龍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法律精神強調的是法律的公正、公平和合理性。對于小攤小販、小微企業這些經濟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的實體，如果處以與其違法行為的情節、性質、后果不相稱的高額罰款，就違背了法律精神中關于“過罰相當”的原則。

突出加強涉企“小案重罰”等監管執法行政違法行為監督

張雪樵表示，在下一步的行政檢察工作中，將突出加強涉企“小案重罰”“重復處罰”“同案不同罰”等監管執法行政違法行為監督，切實解決影響企業發展的難點、堵點問題。同時主動加強與市場監管部門、行政審批部門等的協同聯動，互通信息，對行政執法中的規則缺失、方法缺陷等體制機制問題，通過檢察建議、情況反映等形式助推行政機關完善相關制度，推動行政處罰裁量規范統一，以良法善治實現公平正義，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張雪樵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應當遵循“過罰相當”原則，行政處罰所適用的處罰種類和處罰幅度要與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適應。在行政執法中既要嚴格執法，更應認真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相關規定，既要避免“小過重罰”，也要避免“重過輕罰”，應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確保“過罰相當”。

夏海龍建議，在實際判案中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權衡：

一是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處罰決定嚴格依據法律條文和相關司法解釋，不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幅度。

二是綜合考慮因素，在裁量處罰時，應綜合考慮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危害后果以及當事人的主觀惡性等因素，以實現處罰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對于輕微違法行為，應注重教育矯治而非一味重罰，幫助當事人認識到錯誤并積極改正。

三是強化監督制約，建立健全內部和外部監督機制，確保自由裁量權的合法合規行使，防止權力濫用。

夏海龍表示，現實生活中，過罰不當可能源于執法人員的主觀偏見、執法標準不統一或利益驅動等因素。通過加強執法人員的法律培訓，制定明確、具體的執法標準，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統一裁判尺度，強化對執法行為的監督和問責機制等措施，可以有效減少過罰不當行為的發生，保障法律的公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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