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鐘尹    每經編輯｜陳旭 易啟江    

今日，全國兩會大幕正式開啟。

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手段之一，財政政策歷來是兩會上最受關注的焦點，市場也高度期待即將推出的積極財政政策舉措。

今年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下行壓力仍在加大。

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的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有為，將采取適當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多方面措施。

積極財政政策有多大空間？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債務規模有多大？貨幣政策有多大空間……

帶著這一系列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進行了專訪。

劉尚希告訴記者表示，中央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從整體上把握，就是要對沖風險，比如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對沖企業經營困難、對沖疫情減收增支影響，以及對沖基層財政困難等。

財政政策要針對“六保”精準發力

NBD：受到疫情沖擊，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隨著當前復工復產達到正常水平，經濟社會秩序逐步恢復，您如何看待當前的宏觀經濟、財政收支形勢？

劉尚希：從今年前4個月的數據來看，受疫情沖擊，經濟、財政指標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關指標等少部分同比增長。

一季度經濟增速同比下降6.8%，對我們國家來說，近40年罕見。

數據來源：Wind

值得關注的是，疫情的沖擊還不僅僅只有一次，而是有兩次。

第一次是疫情在國內暴發所帶來的沖擊，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帶來的沖擊。

這兩次沖擊疊加，放大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所以導致經濟增速深度下滑。

現在我國抗擊疫情已經進入常態化階段，而從經濟指標來看，累計的數據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說降幅收窄，還沒到完全穩住的地步。

中央對當前形勢有非常科學精準的判斷。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兩個“前所未有”：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在4月17日這個時間節點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用兩個“前所未有”來描述和判斷當前的形勢，我想這是經過周密研究得出的結論。

近期我國財政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

受疫情沖擊，各地的稅收大幅度下滑。半數以上省份的地方財政收入下降幅度超過10%，同時又有大量的剛性支出，如抗擊疫情、救助企業和貧困家庭，部分地區為了恢復經濟發放消費券等。這些都是必須要花的錢。

數據來源：Wind

在這種形勢下，地方支出不斷剛性化，收入卻在急劇減少。

數據來源：Wind

當前，國內、國外不確定的形勢疊加在一起，從經濟社會的發展，到財政、金融運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如果說長期來看中國發展面臨著戰略機遇期，那么短期這個較高風險的軌道也不能忽視，短期的判斷恐怕也不能僅僅基于當前的數據，還要長遠地看，將可能面臨的高風險軌道綜合衡量，來判斷全年及以后的發展態勢。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觀調控對沖力度，全國兩會即將召開，您認為財政政策方面將如何加大宏觀調控對沖力度？

劉尚希：我認為現在積極財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慮，不僅僅是考慮現在怎么辦，更瞄準了未來的趨勢，把現在怎么辦和下一步怎么辦整體考慮，以對未來風險情景的判斷來指導當前的行動。

站在明天看今天，從未來看現在。這就是風險思維，也是底線思維。

財政政策應當成為風險管理的工具，對風險進行隔離、進行抑制，從而使得整個國家的公共風險最小化。

只有轉向這種風險管理，強化風險思維、風險意識，才有可能看到風險、知道風險在哪。

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認為就是看到了六大風險點。

就當前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這六個風險點像滅火一樣，相互隔離開來，避免它們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勢。

所以，我覺得當前財政政策要針對中央提出的“六保”發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間，精準施策，讓資金直達“六保”，讓居民就業、市場主體、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的風險得到有效對沖，給經濟社會注入更大確定性。

中央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從整體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對沖風險。比如，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對沖企業經營困難、對沖疫情減收增支影響，以及對沖基層財政困難。

政府要過緊日子 重點是調整優化支出結構

NBD：兩會臨近，市場對“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高度關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舉措，您如何理解積極的財政政策？

劉尚希：為了應對兩個“前所未有”，在財政政策上要表現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財政支出規模。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債務規模有多大，社會上也有很多具體的建議和討論。更關鍵的問題，還是政府擴大赤字增加債務以后用來做什么，如何真正發揮穩定經濟的關鍵作用。

數據來源：Wind

財政政策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可以將公共風險轉化為一定程度的財政風險，以此來對沖公共風險，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擬的。

應當說，財政赤字、抗疫特別國債等政策工具，在拓展當前財政政策空間上是有積極作用的。

具體來說，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兩個重要表現，一是赤字率有多高，發債有多少；另一方面，同時強調政府要過緊日子。

數據來源：Wind

需要解釋的是，政府過緊日子，是要大力調整優化支出結構，而不是說單純地壓縮支出。

換句話說，基本民生等重點領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壓減，財政資金大力提質增效，要精打細算，把錢花得有效果，把錢用在刀刃上。

另一方面，政府過緊日子，也就是要嚴格執行預算，在預算執行上要“以收定支”。

這并不意味著，在制定政策和編制預算時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積極有為的姿態來編制國家預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擴大赤字和債務，以此對沖風險。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觀調控對沖力度，財政、貨幣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來貨幣政策的空間？

劉尚希：自2018年以來，央行的資產是在萎縮的，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減少，說明央行基礎貨幣在被動收縮。

這迫使央行降準來擴大貨幣乘數，增加廣義貨幣M2，擴大商業銀行可貸資金。但總的準備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統性風險，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國的現實是法定和超額之和的準備金率大概是14%。

即使是通過降準增加了貨幣供應，但能否注入實體經濟仍有不確定性。

按照常規，作為市場主體的商業銀行本性是要規避風險，而不是越有風險越向前。這可能導致增加的貨幣在金融體系內空轉。這需要財政這只手拉著商業銀行往前走，諸如提供貸款貼息等。

基礎貨幣被動收縮，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可能已經出現通縮，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這一點。

宏觀環境越是不確定，經濟越可能出現通縮，傳統貨幣政策的空間就會越小。

這也是國外貨幣政策為什么突破傳統方式，另辟蹊徑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原因。這時候，就越是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行新的組合，協同對沖風險，保持國家宏觀政策的更大對沖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