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貨幣支持的“擴大內需” 更符合高質量發展導向

李宇嘉

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擴大內需”，這是繼2014年12月后，政治局會議再提“擴大內需”，也被很多機構視作我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微調的“風向標”。聯想到上次財政貨幣政策調整后，2015~2017年新一輪房地產市場啟動，借助債務擴張，地方政府融資放量，基建投資快速增長，上下游周期行業到現在仍處在景氣位上。再加上，近日央行“定向降準”緩解資金面緊張，以及今年一季度PSL翻倍等，引發了大家對樓市從“政策底到市場底”的邏輯判斷。近日，A股房地產板塊逆勢上揚也與此有關。

確實，內需在下滑。2017年的GDP增速為6.9%，其中內需貢獻6.3%，貢獻度較2016年下滑了1個百分點。2018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8%，高于全年6.5%左右的目標，較去年三四季度持平。

細分來看，作為內需“大頭”的固定資產投資，盡管同比增速較去年四季度小幅回升，但基建投資增速連續4個季度下滑，3月增速創2017年以來新低；PPI從2017年四季度的4.9%降至2018年一季度的3.1%，制造業投資增速回落的趨勢已確立。

由此，房地產投資支撐固定資產投資的說法是成立的。今年一季度，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10.4%，再次站上兩位數并創下2014年三季度以來單季增速新高。但是，去年三季度以來地產銷量增速幾近歸零，今年1~3月累計增速僅為3.1%，而去年底以來房地產融資渠道全面緊縮，債券和非標融資甚至凍結。銷售回款放緩疊加融資受限，土地出讓增速已降至0.5%，按照開發投資滯后銷售6~12個月判斷，地產投資增速將在三季度后回落。

近年來，城鄉居民消費較為旺盛，一直維持10%以上的增長。但去年三季度以來，消費增速連續下滑，今年以來更是跌入“個位數”。今年一季度，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較去年同期下滑0.8個百分點。隨著居民杠桿率快速攀升，特別是近年來“加杠桿”買房遍及全國大中小城市，再加上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走低，未來消費增長并不樂觀。再考慮到，今年外需可能回落，“擴大內需”乃應有之義。

但是，此“擴大內需”非過去意義上的、靠貨幣支持的“擴大內需”，而是結構調整導向的內需、高質量發展導向的內需。

政治局會議開宗明義地指出，經濟運行延續穩中向好態勢，新產業成長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態勢良好，經濟運行內在穩定性有效提升，質量效益保持較好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良好開端。該表述對應了十九大以來不斷強調的“質量型”取代“速度型”的增長路徑轉換。而且，在提及完成全年目標時，會議強調“關鍵是要主動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表，對得上的加緊推，對不上的及時改。”這意味著或構建新考核體系，吸取過去“項目匆忙上馬”的教訓。

由此，貨幣投放監管就要嚴格。4月25日“降準置換MLF”，盡管有緩解銀行資金面緊張、釋放長期低成本資金的效果，但從根本上，“定向降準”是為了對沖去杠桿從嚴和資金面緊縮的局面。2017年以來，銀行表外業務“回表”后，倒逼資本計提、存貸比觸頂，而銀行表內負債（核心存款）增長緩慢、存款流失和成本上升。最終結局是，表內信貸難以承接實體融資需求，社會融資下降，3月社會融資增速創歷史最低水平。

過去5個月，新增表外融資同比減少3萬億元，資金從“空轉”到“回表”，融資利率自然下行。但2018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較上年同期少增1.33萬億元，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利率自2016年四季度以來已連續5個季度攀升。因此，“松貨幣、緊信用”將是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主基調，也就是以“緊信用”去杠桿、資金回歸實體，以“松貨幣”來降低利率，為擴大內需提供寬松的資金環境。“一緊一松”，這就是“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注重引導預期”的邏輯。

關于未來政策安排，全力打好“三大攻堅戰”仍排在首位。三大攻堅戰中，首要的就是去杠桿。作為結構性去杠桿的主體，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房地產，杠桿率仍在歷史高位。因此，結合全球貨幣緊縮趨勢等，消除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市等5大領域的風險隱患，加上2017年以來去杠桿偏緊，實體融資受阻，需要逆風向調節的貨幣政策回歸中性。但重申“三大攻堅戰”排在首位，加上“松貨幣、緊信用”配合，貨幣中性意在對接實體。

事實上，配合結構調整導向和高質量發展導向的內需，貨幣政策調整已取得成效。今年3月末，產能過剩行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1.7%，CDR（中國存托憑證）機制支持“四新”（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企業上市，具有資產出表的“降杠桿”效應ABS全面放量，地方債務“專項化”既支持基建又能控制債務等。因此，“松貨幣”保持資金面友好，但并非像過去一樣，資金流入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而是配合結構調整和“緊信用”，支持內需和實體經濟。

此次會議提出“持續擴大內需”，本質上就是要夯實上述既定路徑。當然，全球量寬結束、出口拉動終結等新形勢，堅定了管理層優化既定路徑，進一步擴大內需的決心。首先，針對會議強調“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積極支持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發展”，通過降低融資成本、減稅、CDR創新讓獨角獸回歸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樹立新產業內生增長機制；其次，雄安新區、海南自貿港建設、鄉村振興、棚改和縣域去庫存、農村危房改造、租賃住房建設、集體土地入市、取消二元戶籍隔離等，都是增量戰略改革，也是我國強大的內需潛力。建立資金防火墻，杜絕增量領域“房地產化”、泡沫化，這是確保內需潛力釋放的第一要務；最后，加速推進新型城鎮化。2017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2.3%，達到發達國家的70%，這樣的內需能應付任何外部沖擊。關鍵是，要在公共服務均等化、補欠賬上下功夫，要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建設公共服務型財政上“啃硬骨頭”。貨幣政策方面，普惠金融發展、租賃金融支持、首套房貸款低利率等都是重點。

（作者為資深地產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