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釋放的這個消息，可窺西安在頂層設計中的分量？

每經編輯｜舍瓦    

數日前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一份重要文件。

眾所周知，這個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牽頭的改革領導小組，研究的都是頂層設計方面的事。何況此次會議所涉內容，凸顯西安在頂層設計中的分量，很是值得解讀一番。

開門見山，三個方面的話題：

A、與駐中亞某商務代表交流，在“一帶一路”進程中，陜西企業做的還不錯。當前問題是，跨國投資糾紛難免，亟需有個更高端、高效、權威的“說理的地兒”；

B、此次深改組會議通過的就包括這個事，據媒體報道，擬成立國際商事法庭，北京、西安、深圳各設一個。關乎“一帶一路”大局，這個國際法庭的分量是相當重的；

C、重點來了，在該國際機構擬定之前，國家層面其實在西安早有悄然鋪墊的動作；加之國際商事法庭等，這些動作足以印證，西安在國家最高戰略中的絕對優勢地位。

絲路投資糾紛花樣多

先說點題外話，關于“一帶一路”投資，很多人印象還停留在理論層面。

無外乎兩個原因，其一媒體宣傳沒跟上；其二，它不是陜西企業去河南，也不是過去單純的進出口貿易，跨國深度投資，各國基本國情、法律體系、商業規則不同，開花結果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

這個周期是多久？

一般來說，國家政策調研兩年，項目選址兩年，挑選合作伙伴、簽約、完成工商稅務等手續需要一年，下來就已經五年時間。

但為什么企業還愿意出去？

一是中國企業家政治敏感性強，二是的確“有利可圖”。以著急走出去的過剩產業水泥為例，在國內建廠回收資金大約十年，在中亞國家可能五年就OK。

當然，這是比較順利的前提下。

據上述人士觀察，在實操中，不乏各色各式的糾紛出現。

一方面，有些企業準備不足，或者帶著國內錯誤的投資習慣貿然出去。

比如，以為搞定了當地官員，未批先建，但在國外這是違法的，由此產生糾紛在所難免。

再如，中亞某國此前推出新土地法，民眾反對聲大，加之西方勢力作祟，后來被凍結。而國內企業看到這里有地，買！也不考慮異國土地豈能隨便買賣，結果尷尬！

還有雙重征稅問題，有些國家與我國簽了雙重免稅，而國內企業不清楚，甚至當地基層官員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不排除合作方耍花招。

比如成立合資公司，如果產品不是單向賣回國內，時間久了，難保對方不會變心，找警察借故把中國員工遣返回去，尤其針對高管，變著法逼你退股。

或者欺負你語言不通，在合同上設陷阱。

資產權屬糾紛之外，有些國家政局不穩，更涉及安保問題。

從仲裁案例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屢遭投資者起訴。其中被訴10次及以上的，達10個之多。

所以，很現實、很重要、很緊迫的問題，出現這些糾紛，去哪兒說理？

“說理的地兒”將落在西安

這種糾紛，國家直接出面，沒有回旋余地。

一般流程是，當事企業單向找當地說理；不行的話，反饋給中國駐該國商會，如果處理不妥，整個中國商界就會對這個國家有意見；再往上就是國際法律仲裁，這也是目前最常見、最普遍的一種方式。

但現有的一些國際爭端解決組織，程序繁瑣、時間冗長、費用高昂，且普遍使用歐美法系，語言也以英語為主，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很多相關國家的商事主體，并不適應。

目前來看，確實是逼得沒招了，亟需建立專門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集訴訟、調解、仲裁于一體，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參與國當事人，提供公正高效便利且低成本的“一站式”法律服務。

事實上，1月23日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內容，就包括審議通過《關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

根據設計方案，最高法將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設一個國際商事法庭。西安面向陸上絲路，深圳面向海上絲路，而北京的則類似于總部。

這也就意味著，“一帶一路”爭端的處理終端，終于有望明確機制化——事關國家最高戰略的大局，包括上述人士非常看高其分量和意義。

在其看來，基于中國良好的公信力，牽頭來做這個事，對國外也是一個保障。至于其它國家對國際法庭的熱情度，可以考慮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些準則規則，甚至不排除一國一策。

該人士同時預測，國際商事法庭將兼具預警功能，因為現階段的法律咨詢，包括四大所的報告，只是提供了國外的法律要求，缺少深入實際的參考案例和通用準則，對企業實操層面遇到的問題，幫助有限。

頂層設計中的考量

如此分量的國際機構，選址北京、西安、深圳，足以印證在國家最高戰略中，這三座城市處于絕對優勢地位。

北京自不用說，而深圳面向海上絲路，此前已成立全國首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且鄰近深圳的香港，具有比較完善的法治體系，其爭端解決機構與人才，都是深圳可以借重的資源。

至于西安，從披露信息來看，是打算建立“一個與絲路國家‘共建共商共享’的具有國際高水準和競爭力的‘一帶一路國際爭端管理中心’。中心將集談判、調解、仲裁、管理等于一體并與法院無縫對接，旨在充分利用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和西安獨特的歷史資源與區位優勢，為絲路建設提供最優質的法律服務，為我國爭端解決法律體制機制的發展完善探索新路。”

注意其中表述，如“國際高水準”、“探索新路”等，在對深圳的描述中是不曾出現的。

事實上，從中國當前的“一帶一路”朋友圈來看，與接壤西北的俄、哈兩個鄰居擁抱最緊密，如前者的高鐵發展政策，后者的“光明大道計劃”，均與我國緊緊銜接。

更大的格局來看，“一帶一路”兩端，中國與歐洲是兩個高地，中間的巴爾干半島、波羅地海三國、西亞、高加索地區、中亞等，是一大片洼地——陸上絲路的空間顯然更具想象力。

早在此前，絲綢之路國際總商會秘書處已設在陜西，且陜西在“一帶一路”的成績還不錯，尤其在中亞一帶，加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望落戶西安……

此番國際商事法庭又選址西安，在頂層設計中，顯然是希望從各方面給陜西（西安）配備加強，使之做成標桿，從而在國家最高戰略進程中，擔負起更大的使命。

而如何充分利用這些不斷落戶的國際機構、活動，把文章做大，則是西安接下來亟待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