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10.6% 成都加速革新優化營商環境

每經編輯｜余蕊均 吳林靜    

每經記者 余蕊均 吳林靜 每經編輯 楊 軍

“錯時延時”提高服務能力

8月1日中午，李磊走出成都市政府服務中心，手里拿著剛剛辦好的“三證合一”營業執照。上午排號晚，李磊原本準備一下午都耗在這兒，沒想到，這一天成都市11個行政事業單位啟動了錯時、延時工作制試點改革，辦事窗口的工作人員中午并沒有休息，有10多位像李磊這樣的企業主享受到了“辦事的方便”。

“時間就是金錢，通過對時間很好的資源配置，來創造時間新的價值。”鄧玲對成都剛出臺的試點改革頗為贊賞，她認為，這個政策的出臺能提高政府的服務能力。

其實，錯時延時工作制并非成都首創，但“成都版”有不同于此前的特點——實施范圍以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三大領域為重點，又以夜間經濟市場監管、涉及投資環境和群眾利益的社會服務為“重中之重”。

今年6月29日，海關成都關區啟用“區內流轉貨物虛擬運抵”系統，取代原有的人工錄入運抵報告環節，使得進口通關提速41.4%，出口通關提速37.5%，作為四川自貿試驗區成都區域的一部分，成都雙流自貿試驗區部分貨物的通關時間已從9.2小時縮短到了9分鐘。

6月9日，《焦點訪談》對比了成都、廣州、上海浦東新區等多地“放管服”的創新舉措，其中，成都的“砍砍砍”最為突出。

去年一年，成都市僅一個社區就辦了1098個不同要求的證明，不乏被老鼠咬傷這樣的奇葩證明。今年5月1日，成都將原來需要村或社區開具的313項證明大幅精簡，取消各類證明298項，僅保留15項，95%以上的證明被取消。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過去的制度，門檻很高、蓋章很多、跑很多路、看很多臉，無論是時間還是重復的檢查，（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鄧玲認為，通過“放管服”的制度創新，能夠優化企業跟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

上個月舉行的成都國家中心城市產業發展大會提出，要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加快構建法治化、國際化、規范化、便利化營商環境，讓權力遠離市場、公平普及萬眾，進一步為企業松綁減負。同時，明確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目標。具體舉措包括，落實各類減稅降費政策，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規范涉企保證金，簡化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備案前置條件。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劉紀鵬表示，應建立服務型政府，削減低效和腐敗的權力，構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等。

此外，8月1日，為進一步整治領導干部不作為，中共成都市紀委機關、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近日印發《成都市嚴禁領導干部不作為五項規定（試行）》（以下簡稱《五項規定》）的通知。比如，當“甩手掌柜”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或者習慣“撂挑子”不下深水的，又或是對歷史遺留問題不管不問貽誤地區發展的，都屬于“嚴禁”范疇。《五項規定》中明確規定，對違反規定的領導干部，視情形給予通報、誡勉、停職檢查、免職、降職、責令辭職等處理，黨委（黨組）書記是第一責任人。

上半年成都民間投資活躍

事實上，在經歷了2016年的低迷后，今年以來，全國民間投資情況有所好轉。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的戰略交點，成都近年來備受資本青睞，“外資西進、內資西移”趨勢明顯，民間投資更是活躍。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成都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達4804.4億元，同比增長14.8%，其中，民間投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增速10.6%），達到2531.4億元。

四川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王磊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民間投資的活躍反映了成都的創新創業成效，同時也說明政府在簡政放權方面的舉措得到了投資者的認可，投資環境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改善。

在成都國家中心城市產業發展大會上，成都再次明確要提升政府服務的規范性、及時性和精準性，尤其是對企業服務要有“三到精神”——既要“不叫不到”，減少對企業微觀經營活動的干預和影響；又要“隨叫隨到”，對企業提出的問題報告一次、責任到人、限期解決；更要“服務周到”，想企業之所想，謀企業之所盼。

（實習生張琳馨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