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張茉楠    

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發布。《建議》明確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數據驅動”成為新的全球大趨勢。國家競爭戰略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的爭奪轉向對大數據的爭奪。大數據顛覆性地改變經濟形態、國際安全態勢、國家治理和資源配置模式，引發了經濟社會變革，而數據開放與共享成為推動各國大數據發展的關鍵。

數據開放共享不僅是政府轉型的內在需求及強力驅動，更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它是重構市場、政府、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杠桿與支點。在很大程度上，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是從政務數據開放與共享開始的。數據開放共享，并進一步兌現承諾有利于增強信任，是真正建立開放型、服務型、現代型政府的開端。

其次，大數據為解決以往的“頑疾”和“痛點”提供了強大支撐。大數據可以通過對海量、動態、高增長、多元化、多樣化數據的高速處理，快速獲得有價值信息，提高公共決策能力。借助大數據挖掘，促進國家治理主體多元化；借助大數據分析，實現國家治理決策科學化；借助大數據共享，實現國家治理協同化，促進國家治理范式變革，推動政府從“權威治理”向“科學治理”轉變。

第三，大數據能夠促進政府單一治理結構向社會多元共治轉型。以往單純依靠政府管理和保護數據的做法會使政府在面對大規模而復雜的數據時應接不暇、不堪重負。大數據可以進一步賦權于市場組織與社會組織，形成科學的國家治理結構。

近些年來，全球各國紛紛將開放數據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截至2014年4月，已有63個國家制定了開放政府數據計劃。

大數據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毋庸置疑。中國是全球互聯網用戶和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擁有龐大的數據生產和數據消費的主體。我國已經具備建設數據大國的潛在優勢。然而，我國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數據共享與開放相對滯后。

我國政府掌握著80%以上的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財富擁有者，但由于信息技術以及體制等限制，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之間的信息網絡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數據難以實現互通共享，導致目前政府部門掌握的數據大都處于割裂和休眠狀態。這導致了數據無法共享，政府公共信息資源重復采集現象嚴重，信息摩擦和治理成本偏高。

總體而言，我國政府開放數據的程度落后于世界領先國家。從國際上公認的衡量各國信息化發展水平的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上看，近十年，我國EGDI排名并不理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大數據在國家治理中的統籌與應用。

隨著數據治理理念的影響滲透，我國公共數據開放共享進程開始逐步加快。2013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要求促進公共信息資源共享和開發利用，推動市政公用企事業單位、公共服務事業單位等機構開放信息資源。盡管如此，我國數據開放與共享與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據“開放知識基金會”發布的《2013年開放政府數據普查》結果，在被普查的全球70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綜合排名第35位。

數據開放與共享關系到數據跨境流動和數據主權、數據開放隱私保護、數據安全保障及其政策框架體系等，這些重大問題的有效處理和把握將是影響中國未來推動數據開放，實施數據治國戰略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