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李宇嘉    

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全面實施二孩政策，這是自1971年計劃生育，尤其是1980年“一胎化”以來，人口政策最為重大的逆轉。人口出生率上升與股市、樓市、消費品市場繁榮之間有著緊密聯系，這不僅為國內外學術界量化，也被各國實踐佐證。二戰后，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嬰兒潮”，帶動了玩具、消費品、房地產、汽車等行業的繁榮，開創了戰后經濟高增長和東亞奇跡。

不管是探討改革開放30多年來GDP高增長的“中國模式”，還是分析本世紀初開啟的樓市“黃金十年”，國內外學者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三次“嬰兒潮”，以及每一輪“嬰兒潮”順勢轉化為20年后的回聲“嬰兒潮”（“嬰兒潮”的下一代），帶來了龐大的消費人群、凈儲蓄貢獻者、人口紅利以及適齡購房人群等，這些因素被認為是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

如今，我國已處于后工業化階段，物質得到極大豐富，但伴隨工業化而推進的城市化（房地產建設），在后工業化也告別經濟高速增長。因此，物質資本積累要讓渡于人力資本積累驅動的增長，即制造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

國際經驗證明，新增長動力要在廣闊的內需市場中培育和成長，但長期低于人口替代率（2.2）的生育率（1.4~1.5），其滯后影響開始顯現。更突出的問題是，我國老齡化、少子化疊加了勞動人口減少，不僅政府面臨不斷加大的養老投入壓力，“421”家庭結構下居民生存負擔很重，內需不振。

盡管全面二孩政策受各方贊賞，但業內并不認為可以讓生育率恢復至替代率。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遇冷就是前車之鑒。當時符合政策的“單獨”夫婦有1100萬對，但截至今年5月，申請“二孩”的家庭僅在13%左右。

目前，我國1.5億獨生子女家庭中，0~15歲孩子的家庭有7000萬~8000萬，這是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生育主體，但要除去符合“單獨二孩”和農村“一孩半”政策的獨生子女家庭，算下來只有6000萬受益于政策，這還沒有扣除晚育下“非適育”婦女和不育不孕者。

事實上，后工業化的今天，全球各國呈現出低生育率態勢，低于2.2的更替率水平是常態，即便是生育補貼高、養老保障完善的發達國家也概莫能外。

根本原因在于，在低增長和服務業主導下，工作和競爭壓力加大、智力投入加大，婦女工作參與率提升，生育和養育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增加。同時，全球城市化進入中速增長或穩定期，傳統農業社會下“靠人”的養老模式（養兒防老）被社會化養老取代，養老更多需要收入累積，增加生育反而會影響養老。

綜合研究數據，全面放開二孩后新增年出生人口在300萬~800萬，加上目前每年1700萬左右的出生人口，預計到2017年出生的總人口在2000萬~2500萬。但是，由于長期計劃生育宣傳和嚴格執行，在生育旺盛期女性減少以及低生育率慣性的雙重作用下，在出生人口出現階段性高峰后，繼續減少的趨勢難以改變。學者預測，可能需要兩三代人時間，才能將生育率拉回到緩慢上升的軌道。

因此，在努力穩定出生人口數量的同時，要把加大人力資本投入作為重點工作，這也是穩定人口數量的前提。

首先，要認識到在后工業化和城市化中速增長期，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是全球趨勢。當前我國內需型增長模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制造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主導任重道遠，低生育率的負面影響很大。

其次，要將社會保障建設作為貫徹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一是在產假和產后工作等權利上，要保障產婦權益；二是對于低收入家庭二孩實施生育補貼政策；三是醫療、養護和義務教育（覆蓋到高中階段）等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和補貼力度；四是盡快“做實”養老保障，徹底解除生育對于居民養老沖擊的后顧之憂。

從2013年單獨二孩到今年全面二孩政策，這看似只是我國人口政策調整邁出的“一小步”，但這折射出監管層對人力資本關注度的迅速上升，也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戰略從物質資本到人力資本轉變的開始。同時，全面二孩政策也將改變人們對生育權的看法，也意味著我國未來將在人口發展社會保障上增加投入。

筆者認為不僅要算短期的經濟賬，更要從長遠角度看待全面二孩對提振內需和經濟轉型，甚至是中華文明傳承的深遠意義。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