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徐皓 發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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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逐一改造著各個行業，以公募基金為代表的金融資本感受尤為深刻，不論是他們的研究方法和估值邏輯被改變，還是“余額寶”帶來的基金產品電商化熱潮，公募基金的方方面面都深受互聯網的影響。未來，在互聯網去平臺化的沖擊下，投研人員的個人品牌價值將逐漸提升，而重塑投資邏輯、完善估值方法成為基金經理調整投研思路的重點，基金公司也將運用大數據等新工具進行投資產品創新。

當千萬年薪也留不住“一姐”王茹遠，當“一哥”王亞偉又要開募20億新基金，這已不再是公募基金行業令人憂心的一個個“奔私”故事，而是一個行業進化進入新常態后的眾生相。

風起于青萍之末。在互聯網浪潮席卷之下，個人的價值凸顯，大平臺的作用消減，投資管理行業中新的組織模式和合作方式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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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個人品牌價值提升

一個月的時間，原寶盈基金基金經理王茹遠連發了兩封言辭懇切的公開信。一封是在她告別寶盈基金之時，一封是她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之際，均引發媒體關注以及社交平臺上高頻轉發，使其離職創立新公司廣為人知。

樹“個人品牌”意識萌動

王茹遠成名于2013年在TMT（科技、媒體、通信）領域的投資，其所管理的基金獲得當年混合型基金業績第一。但今年下半年即傳出王茹遠將離職自創私募的傳聞，有消息稱寶盈基金欲以千萬年薪挽留，被王拒絕。

10月，寶盈基金正式公告王茹遠離職。王茹遠執意離開的原因，在其告別信中可窺一二，“公募以前擁有的平臺優勢和信息優勢已經沒有了，繁文縟節的流程都成了提升投資業績的桎梏。”而隨著她第二封公開信面世，其新公司也走進了大眾視野。

研究TMT行業出身的王茹遠顯然深諳互聯網時代的傳播規律。她在信中侃侃而談對投資的理解以及過往捕獲的TMT領域投資成績，并提及業內同行贈送的 “互聯網女王”、“科技女王”、“基金一姐”等稱號。一條微信平臺上的轉載，閱讀量在一周內已突破3萬次。

過往基金經理“奔私”大多靜悄悄，甚至刻意低調回避對公眾曝光。能夠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的基金經理大多是行業中的精英，他們在業內已深受認可，不愁客源。但未來隨著“單干”的基金經理越來越多，其中一些或許會更愿意 “拋頭露面”，并以意見領袖面貌出現，來爭取更多的粉絲。

在競爭激烈的賣方研究員群體中，更明顯地出現了樹立 “個人品牌”的意識。除了一年一度的外部評選，一些研究員或研究小組越來越廣泛地運用自媒體推廣其研究成果，尋求曝光，積聚人氣。他們在微信平臺上設立的公眾號，更多是以其個人身份示人，而非其所在的研究所；或在類似“雪球”這類專業社交投資網站上實名注冊。

廣發基金分管投資的副總經理朱平曾作出預言:粉絲經濟學可能是一個趨勢，未來研究員將走研究員工作室模式，完全有可能依托在“雪球”上，或者幾個證券公司可以合用一個研究員。所有人都可以免費獲得他們的報告，但是想進一步看更有價值的資料可能就要入會，交會費，或者傭金提成。

資管個人價值提升

個人品牌價值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效率。“在我們這個行業，即使沒有互聯網，信息一樣漫天飛，傳遞一樣很快，只是現在更快。實際上，資本市場的無效信息、干擾信息越來越多，我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處理無效信息。”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經理表示。

有券商資管公司投資經理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樣形容他每天收到的信息，“每天收到的郵件有幾百封，標題都看不過來。如果是機構銷售群發的報告，肯定是不會看的。如果有熟悉的研究員自己發的一些有針對性的報告會看一看。”他打開手機微信，上面有幾十個不同的投資方面的“群組”,每個群組左上角的紅色數字都意味著有幾十條未讀信息，“重要的信息都會點對點發微信”。

單點聯系的頻繁，造就了個人之見的相互認可，研究和投資領域共同出現“英雄不問出處”的現象，并不因研究員或基金經理所處的平臺，而更多是因為其個人能力而選擇對方。

“以往公募基金和券商的平臺是有很大價值的。尤其是賣方機構的分析師，正因為他在大平臺上，所以可以服務全市場的公募基金。因為規模效應，獲取的資源和信息也更多，他本身的價值能夠最大化。基金公司也有一個大的投研平臺，大量的券商分析師為我服務，所以接觸到的信息也最多，產生的研究質量也是最好的。”國泰基金權益投資總監范迪釗表示，“現在每個基金經理和研究員之間、每個研究員和上市公司之間都可以建立非常直接和有效的溝通渠道，而不需要利用公司的平臺。信息的傳遞甚至比公司之間的傳遞更加有效，完全是點對點的網絡式的傳播方式。”

他認為，“互聯網最大的特質就是去中心化、去平臺化，在互聯網的沖擊下，基金公司、券商的平臺價值越來越小。隨著研究員個人價值提升，原來我們看重有聲譽的大券商，而現在更看重研究員本身，而非其出身。”

“未來你可以發現，隨著這個平臺上參與的人員——研究員和基金經理的價值不斷提升，人員的流動會越來越頻繁，因為脫離了原來的平臺他也一樣可以把研究和投資做得非常好。”范迪釗預計。

王茹遠在其第二封信中也表示，“我們與市場上許多知名研究員都有多年的良好關系，知名分析師在乎的不僅是在傭金和新財富投票的支持，更認同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流和反饋，共同學習、共同進步。以后我們會繼續加大與券商和研究有深度的分析師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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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流程重構

正是由于互聯網帶來的信息渠道增長以及眾包模式的成熟，“離開”的成本越來越低，知名基金經理們急不可待地想要擺脫桎梏，投入到“奔私”大潮中。

未來基金經理更像“個體戶”

在通聯數據CEO王政的預言中，未來基金經理可能更像 “個體戶”，可以與多家基金公司合作，而并非其中某家公司的員工；也可能以公司的形式存在，但卻是一個比較松散的團隊。客戶是由基金經理來吸引，基金經理甚至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選擇其他基金公司來承接產品。基金公司更多的是變成一個平臺，提供如通道等服務。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企業的邊界定義越來越模糊。互聯網消除了信息的不對稱，消滅了‘中介’，改變了組織的模式，很多企業完全可以通過‘眾包’的方式來完成一件事情，投資也可以先找客戶，再發產品。”王政認為。

事實上，這種從雇傭關系變為合作關系的現象在資產管理行業已經有所萌芽。在近年明星基金經理流失最為嚴重的華夏基金尤為明顯。

華夏基金多名離職的明星基金經理成立的私募基金，很多都與華夏基金子公司“華夏資本”合作，借用通道發行了私募產品。華夏基金原投資總監程海泳成立的私募基金“華夏財富創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華夏資本的平臺上發行過華夏資本對沖-財富1號、2號兩只產品；華夏基金原投資副總監孫建冬設立的私募“北京鴻道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也在華夏資本發行過多只產品。

組織、流程重構

近年來一些基金公司開始的“事業部”制度的嘗試，也是從內部進行改革，重構公司與投研人員的關系。事業部制度的引入，將基金行業運行了16年的“大而全”投研架構打散，重組為一個個事業部，一個明星基金經理帶領三、五人的團隊，自負盈虧，參與基金管理費的分成。

2013年，招商基金首推“投資工作室”計劃，成為第一家啟動事業部改革的公司。

據《中國基金報》報道，中小基金公司制度方面的創新之一是事業部制的考核管理制度。目前，前海開源、中歐、國金通用、九泰等基金公司均在試水事業部制改革。

“事業部制實行后，各事業部將會被推向市場，公司的角色將會是給予各事業部原則上的指導、提供后臺支持、保證業務合規性。”國金通用基金總經理尹慶軍表示。

事業部制改革不僅改變的是利益分配方式，對傳統的投研體系和投資流程亦動了手術。

“在傳統投研體系下，研究員都是提供標準化的產品，但他們提供的東西基金經理不一定需要，研究和投資需求錯配很嚴重。”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資總監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而在事業部制度下，助理和研究員就要為牽頭的基金經理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從原來的的一對多溝通，變為一對一溝通。”

還有基金公司則試圖通過產品創新來改變研究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富國基金新推出的一只名為研究精選的股票型基金，首次采用了給研究員權限直接選股的模式。基金經理負責大類資產配置和流動性管理，21位行業研究員負責個股精選，每位研究員最多推薦3只個股，并按超配、標配、低配賦以一定權重，構建組合。

投資制度仍待完善

對于公募基金比較傳統的組織、流程，王茹遠在離職的告別信中也談及，“傳統的調研方式、內部報告、答辯、入池、買賣約束等都不能適應新的變化，大家看到的結果可能是：越是流程嚴謹的大基金，投資業績越趕不上趟。”

不過，亦有相當部分的投研人員認同傳統制度流程的必要性，而如何在效率和風控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業內思考得更多的問題。

“站在投資人員自身的角度，當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投資流程越簡化、方便，我的反應速度也會越快。但是站在系統的角度，一定的投資流程和限制也是必要的。”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經理表示。

國泰基金權益類投資總監范迪釗也有相似的態度，他認為，“公募基金的體制和傳統的研究方式，是經過多年沉淀后形成的一個流程和制度，有其合理性，不應該被完全擯棄。從投資的角度來說，看重的是一個偏中長期的過程，不能因為一年兩年風格的變化而隨意更改制度。”

范迪釗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投資不能完全以結果導向，因為金融業永遠是二維判斷標準——一方面是業績，一方面是風險。不能因為風險沒有暴露，就認為風險不存在，不能因為流程控制部分地影響業績而一味地否定這個制度。

他認為，我們所要做的是在一定的風險控制下如何完善投資制度，例如在具體選股操作中，在分析的方法上做一些調整，把只看靜態業績的權重降低一些，把看動態的未來行業發展空間的比重提高一些。因為商業模式發展不斷變化，投資過程中確實也需要為適應新商業模式進行一些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