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近日，就銀行業是否存在“暴利”問題引發激烈爭論。筆者不想參與這個爭論，想說的是，今天銀行業流動性風險在不斷積聚，即使銀行業有著豐厚的“利潤”，但也沖銷不了這兩年由地方債和樓市按揭貸款所造成的、日益惡化的銀行資產。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以下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

一方面，根據銀監會在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去年商業銀行凈利潤為10412億元，相比2010年增長36.34%，銀行日均利潤高達28.5億元；另一組數據是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共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占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1.58萬億元凈利潤的四成以上。另一方面，我們卻又看到中央匯金公司在支持工行、建行和中行等將2011年分紅比例繼續下調5個百分點的決定。同時，它又在去年10月份，為了給銀行業注資，大幅增持了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

從本質上講，中國銀行業近幾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資產擴張過猛，比如銀行業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為，居然放出了10萬億元信貸。即使目前地方債和按揭貸款的擴張受到了遏制，基于前幾年信貸擴張而構成的龐大資產上的“利差收入”，根本不受經濟開始下滑的影響。由此，在困難經濟情況下帶來的銀行巨大利潤，就自然和其他行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深究銀行業“資產”的質量狀況和由此可能帶來的流動性風險，那么，這點“暴利”就顯得“杯水車薪”了。

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銀行的利潤膨脹而資產質量卻不斷惡化的格局，監管部門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調控思路。要在事前通過強化資本充足率、風險撥備等審慎性監管的手段，抑制銀行在盲目的信貸擴張中不斷積累的系統性泡沫風險；還應該在繁榮時期加快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步伐，分散銀行業務增長過快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當然，改變中國銀行業盈利能力的現狀，也是提高銀行業抗衡系統性風險的必要條件，但是，若不重視改革的最優順序和最佳時機，就很有可能讓我們看到事與愿違的不良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首先要強化銀行業內部的治理機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進和合理的薪酬設計等）；其次，需要建立嚴格的“逆周期”的審慎性監管措施，避免推波助瀾或乘人之危的“順周期”監管方式（繁榮時候放松監管，蕭條時候強化監管），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等金融要素價格的改革，鼓勵健康的金融創新工具；最后，在恰當的時候，向有資質的民資和外資開放中國的銀行業務，提高市場競爭的程度。

這樣的安排，借鑒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量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能夠讓我們在優化銀行業服務過程中，使改革可能導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