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在“內地高等學歷造假形成龐大產業(yè)，官員熱衷混文憑”的信息面前，筆者想到了一個網友關于唐駿“學歷門”的跟帖：像唐駿這樣的人又何止萬千？一些身處高位的官員、坐擁千萬資產的富豪，不也都愛千方百計搞個假學歷來給自己臉上貼金嗎？

        當文憑成為貼金的象征，甚至成為  “學位-官級換算表”——學士相當于科員、碩士相當于科長、博士相當于處級、博士后相當于廳級時，我們就發(fā)現了文憑后面“權力黑客”的晃動身影：從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曾經組織一次整治官員假學歷的嚴打風暴。在全國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縣處級以上干部和中管企業(yè)領導人員共67萬多人的學歷、學位中發(fā)現了15000多例誤填、錯填或虛填、假填。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不把唐駿僅僅當作“打工皇帝”，而是看成一個事件、一種象征的話，可以發(fā)現，官場中的“唐駿”數量恐怕超出了公眾的想象，而“真的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之爭再次印證了這點。其實，官員文憑早已成為一個問題，已經被稱之為“文憑腐敗”，《瞭望》周刊曾報道說，2004年10月，中組部等四部委經過兩年清查，發(fā)現67萬名縣處級干部中，每40個人就有一個文憑有問題。而在這種現象的背后，是官員讀碩、攻博之風愈來愈盛，不少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某某名牌大學的碩士或者博士，甚至成了碩導、博導。

        如此，我們恐怕只能感嘆“方舟子”太少而“唐駿”太多了。曾有學者專門探討了陌生人社會中的文憑不真實性問題，特別批評了“政府官員借金錢和手中權力開路來謀取文憑”的丑惡社會現象——“權力黑客”，但是，時至今日，社會依舊束手無策，只能讓“權力黑客”蔓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

        由此，也引申出了一個社會問題：“權力黑客”下的“方舟子”之少和“唐駿”之多，該如何面對和求得治理之策？學者柯林斯從韋伯主義的角度談了對文憑社會和文憑主義的認識：接受的教育程度  （以學校證書來體現）被用來限制那些競爭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具有優(yōu)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的數量，并幫助那些享有“教育專利”的人壟斷這些職位。可以說，官員對文憑的追逐乃至出現造假行為，無非是為了換得利益或升遷，也就是一種利益置換行為——把“文憑”作為了獲得利益的籌碼，而手中的權力恰恰充當了交換的工具，正是在這點上充滿了詬病，被稱之為追逐文憑中的“權力黑客”現象，事實上也造就了“權力文憑”的客觀事實。對此，不能不慎重對待之。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那位驕橫的乾縣科技局局長王顯亮：“這是啥考試？還弄得和真的一樣，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當更多的官員都擁有這種心態(tài)時，也是更多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換取文憑之時。這種“權力文憑”，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比那些豆腐渣工程、政績工程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小。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經提交了一份  “要遏制黨政干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蔡繼明認為，許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干部憑借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當官員以權力謀學位形成氣候時，不但造就了“假的真文憑”，而且意味著“劣幣驅逐良幣”怪圈的形成。因此，治理學歷社會中的“權力黑客”，盡管不能單一地依賴“方舟子”，但是“方舟子”之少和“唐駿”之多仍是一種拷問，仍是一道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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