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

10月6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當全世界都在尋找新科諾獎得主之一的弗雷德·拉姆斯德爾時，他正在美國愛達荷州的偏遠山區徒步旅行，遠離塵囂，過著“最好的生活”。

與此同時，跟他一起獲獎的瑪麗·E·布倫科看到瑞典的來電號碼，直接當作垃圾電話拒接。直到丈夫告訴她獲獎消息，布倫科還以為是惡作劇，說：“別傻了！”

面對這樣的科學家，諾貝爾委員會秘書長不得不幽默地表示：“我請求他們，如果有機會，請給我回電話。”

這些有趣、溫馨的瞬間，讓嚴肅的諾貝爾獎增添了濃濃的人情味。它讓我們看到，即便是頂尖的科學家，也有著非常真實和可愛的一面，同時也折射出一個深刻的話題：科學家應如何平衡科研與生活？

毫無疑問，科研是一場探索未知的漫長征程，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也給外界一個刻板印象，科學家就是要廢寢忘食、窮經皓首，就是要“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要“兩耳不聞窗外事”。這種過度工作文化也常常被美化，成為贊美科學家的某種標配。

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三位獲獎者，為了揭示外周免疫耐受的機制，也的確耗費了多年心血。坂口志文從1995年做出第一個關鍵發現，到最終闡明完整的免疫調控機制，歷經十余年的艱辛努力。布倫科和拉姆斯德爾也在尋找致病突變基因的道路上不斷探索，最終才確定了“Foxp3基因”這一關鍵遺傳“開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無疑需要長年累月投入，忍受無數次失敗挫折，才能迎來成功曙光。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要過苦行僧一樣“暗無天日”的生活。拉姆斯德爾的選擇，就打破了人們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和可能。

據悉，這位科學家長期秉持“回歸自然”的生活理念，每年都會抽出時間進行野外徒步。此次他選擇的路線，位于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預計將持續數周。這表明，他在忙碌的科研工作之余，保有對生活的熱愛和追求。

這種習慣不是對科研的背離，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科研智慧。神經科學研究表明，當大腦處于放松狀態，如漫步自然中時，默認模式網絡會被激活，從而激發創新思維和突發靈感。因此很多時候，離開實驗室不是研究的中斷，而是科學精神的延伸。愛因斯坦就說過，他最好的想法是在散步甚至海上航行時產生的。

更重要的是，科學家也是“人”，需要人間煙火，需要親近自然，需要情感鏈接，需要豐富多彩的興趣愛好。科研是他們熱愛并為之奮斗的事業，但生活中的其他美好事物同樣不可或缺。平衡科研與生活，有助于科學家身心健康、人格完整和精神自由，有助于塑造健康積極的科研文化，有助于保障科研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有一個有趣的靈魂。眾所周知，愛因斯坦愛拉小提琴，盡管他的姿勢非常不專業，還以跟不上音樂節奏而著稱；另一位諾獎得主理查德·費曼，在物理學界如同搖滾明星般存在，他的“十項全能”包括演奏桑巴鼓、舉辦自己的畫展、破譯瑪雅文明的象形文字、研究如何撬開保險柜的鎖，甚至還組建了一個樂隊；華裔諾獎得主朱棣文則廚藝精湛，被同事戲稱為“諾貝爾級的大廚”??這些科學家的生活選擇，展現的是一種完整的生命狀態。在他們的世界里，科學成就與個人生活并非對立，而是相互滋養。

近年來，國內科學界常常傳來令人扼腕痛心的消息，正值科研黃金年齡的學者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今年比較典型的兩例，一是3月5日，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儲氫材料領域的領軍人物劉永鋒因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逝世，年僅48歲；二是9月21日，安徽大學化學化工學院教授、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胡大喬在給新生上課時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去世，年僅43歲。他們都長期承受著科研項目壓力，經常熬夜加班，生活的美好成為一種奢侈。

不只科學界，企業界也常有這樣的悲劇發生。2025年的最新一例是10月3日，港股上市公司越疆科技（HK02432）副總裁曾宇在上海出差期間，突發腦血管瘤破裂離世，年僅49歲。據報道，曾宇早已體檢發現高血壓和頸動脈斑塊，但因為工作繁忙一直拖延治療。再往前半個月，9月18日，知名連鎖餐飲品牌云海肴聯合創始人趙晗因突發心梗去世，年僅40歲。家屬透露，趙晗因忙于應對新冠疫情后餐飲業復蘇壓力，連續三年未做全面體檢。

這些悲劇的發生，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還是企業家或高管，他們用生命詮釋了對事業的執著，但也給科學界和企業界敲響了警鐘。畢竟，離開了生活的事業，是不完整的。事業的價值在于可持續地創造，而非以生命為代價的沖刺。不管是追求科學價值，還是商業價值，都需要培植生命的根基，呵護生活的美好。

拉姆斯德爾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科研與生活的平衡之道，也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啟示，即在追尋科學之光以及商業之光的道路上，亦勿忘生活之美。當然，這一切背后還需要一個更加健康的科研機制和市場機制，去構建一種更加寬松的科研環境和一種更加人性化的商業文明。

封面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