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怒火與歷史的巧合：25.8萬崗位下修背后，美國就業數據早已“失信”？

每經記者｜岳楚鵬  鄭雨航  高涵    每經編輯｜蘭素英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于8月1日宣布，他已下令解雇勞工部下屬的勞工統計局（BLS）局長埃麗卡·麥肯塔弗。特朗普公開指控她“出于政治目的操縱就業數據”，其怒火的直接導火索，是BLS當天發布的、令市場極度失望的7月就業報告。

報告顯示，美國當月新增非農就業崗位僅有7.3萬個，遠低于此前市場預期的10.4萬個。然而，更讓市場震驚、也讓特朗普無法接受的是，BLS同時宣布，將今年5月和6月的就業數據總計下修了25.8萬個。這意味著，此前兩個月公布的新增就業總計“縮水”了驚人的88%。

特朗普的這一舉動，迅速將這位在聯邦政府工作逾20年的經濟學家推上了風口浪尖，也讓BLS這個百年統計機構的獨立性與信譽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然而，將這場風暴僅僅歸因于特朗普的個人風格，或許過于簡單。

事實上，早在特朗普此次“開刀”之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對過去25年多達300次美國官方就業數據修正記錄的梳理就已經發現，美國就業數據的初值與修正值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并非新鮮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數據的極端高估與極端低估，似乎與美國總統大選的政治周期存在著某種“聯動關系”。（此前報道：美國就業數據受政治擾動）

因此，特朗普對美國非農數據真實性的懷疑，究竟是一時興起的政治攻擊，還是揭開了美國官方統計數據早已存在的“皇帝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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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下課”——“工作失誤”還是“政治操弄”？

特朗普在解雇令發出后表示，他剛得知美國的就業數據是由前總統拜登任命的官員麥肯塔弗負責統計的。他指責她在2024年大選前偽造就業數據，試圖幫助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勝選。特朗普還在其貼文中指出，類似的數據下調情況在今年年初也曾發生，并且數據修正的方向總是“負面調整”。

當天公布的數據細節，為特朗普的指責提供了看似有力的“彈藥”：BLS對5月和6月的數據進行了大幅下修，5月的新增就業人數從最初公布的14.4萬修正為僅1.9萬，6月的數據則從14.7萬修正為1.4萬。兩個月內，25.8萬個就業崗位憑空“消失”。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宋雪濤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每經記者”）采訪時指出，這近40年來最大的雙月修正幅度，是一次罕見的“工作失誤”，客觀上為特朗普提供了解雇的理由。他表示，盡管不愿過度推測其是否反映了政治目的，但至少對于BLS的負責人而言，這次巨大的下修是一次重大的工作失誤。“‘客觀的工作失誤’為特朗普開除BLS局長提供了足夠的正當性，”宋雪濤認為，“特朗普并非‘憑空攻擊’，從客觀角度看，這些指控是‘有的放矢’。”

然而，BLS的前任局長威廉·比奇（William Beach）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他在X平臺上發帖稱：“埃麗卡·麥肯塔弗博士被無端解雇，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也損害了該局的統計使命。這加劇了美國總統對聯邦統計系統獨立性和完整性前所未有的攻擊。美國總統試圖找人為不受歡迎的經濟消息背鍋。”

這場爭論的核心，直指美國就業數據的統計過程。宋雪濤在每經記者采訪時解釋，非農報告主要基于對約12萬家企業的調查問卷，通過回收數據進行估算。在此過程中，BLS確實面臨一些流程上的模糊之處，包括實際回收的樣本數量，以及推算過程中的復雜性，例如季節性調整的適用性，以及“出生-死亡模型”（用于估算新成立和倒閉企業就業情況的模型）在疫情后的有效性下降等問題。

不過，宋雪濤也強調，從整體數據來看，過去幾個月的非農調查回收率并未出現大幅下降。因此，這次創紀錄的下修，很難不引發外界對其背后原因的猜測。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現代院前副院長王在邦就對每經記者表示，美國勞工統計數據的波動不僅是經濟現象，也高度嵌入政治邏輯之中。“美國統計機構并不在政治真空中運作。盡管統計部門有對數據準確性的追求，但在現實運作中，很難完全不受政治力量影響。” 

他指出，美國明年將進入中期選舉周期，而美國勞工局統計官員大多是拜登政府時期任命的民主黨人。在特朗普全面重啟關稅戰的背景下，美國非農就業數據難看，既有客觀合理性也不排除政治因素影響。

“特朗普近日解雇勞工局局長，看似是對不利就業數據的反應，實則反映其內外政策承壓后的焦躁與急切。”王在邦認為，特朗普將就業惡化歸咎于民主黨的政治陰謀，而非反思自身政策失誤，反而削弱了公眾對其執政能力的信任。

歷史的“巧合”——就業數據修正中的“大選魔咒”

特朗普對就業數據“政治操弄”的指控，在美國政壇并非首次出現。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曾多次互相指責對方在勞動力市場上“做假賬”，試圖通過數據來影響選民情緒。

這種指責并非空穴來風。每經記者此前通過梳理2000年至2024年間美國非農就業數據的300次修正記錄，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規律：非農數據的極端高估，往往多發生在美國總統大選年；而極端低估，則更多地出現在新總統上任的第一年。

2000年至2024年美國非農數據修正情況（數據來源：BLS）

從統計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個大選年——2008年、2020年和2024年——的非農數據初值分別被嚴重高估了87.7萬、71.9萬和25.7萬（僅為前幾個月數據），均為歷史罕見的極值。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在這三次大選中，執政黨均未能成功連任。

2000年至2024年間，美國非農數據高估極值多發生在大選年（數據來源：BLS）

例如，在2020年，時任總統特朗普正面臨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挑戰。當時，受新冠疫情影響，美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就業問題成為民眾最關注的焦點。然而，當年公布的非農數據初值卻異常“漂亮”，但最終被證明是嚴重高估，當年非農數據合計下修了近72萬。

此前的2008年和此后的2024年，也上演了類似的劇情，只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位置互換而已。

與大選年的“高估”相對應的是，總統上任首年的數據則常常被“低估”。其中以2021年最為突出，當年非農數據累計上修了驚人的190.4萬，而這一年，正是拜登正式就任美國總統。此外，2001年、2005年和2013年這幾個總統上任首年，也均出現了顯著的低估和后續的大幅上修。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教授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新總統任期第一年的經濟數據通常較低，方便將問題歸咎于前任。而在大選年或中期選舉年，數據則往往較高，這有助于在競選中營造政績。” 

實際上，這種“引導”市場的操弄之所以可能實現，是因為非農就業數據的首次公布和后續修正之間存在一個“時間差”。一般來說，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公布，而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BLS會對這一數據進行兩次修正。市場和媒體最關注的，往往都是首次發布的數據，至于后面兩個月的修正，關注度驟減，影響力也弱很多。

失信的統計——最激進的沖擊尚未到來

圖片來源：攝圖網

就業數據與政治周期的“巧合”，早已動搖了民眾對官方數據的信任。此前，《福布斯》就曾報道稱，美國就業數據的下修動搖了民眾對本國經濟的信心。“盡管官方數據沒有表明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大量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正處在衰退中’，也不相信美國經濟的樂觀前景。”

美國公共服務合伙組織（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去年6月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總體而言，美國民眾對聯邦政府越來越不信任。該報告甚至稱，這種愈發低迷的信任度已達到“危機”水平。

王義桅指出，特朗普是“操控輿論的高手”，善于借用數據講述對自己有利的政治敘事。 當前美國統計數據，尤其是就業數據，正成為特朗普為中期選舉造勢的重要工具。“特朗普需證明其關稅政策讓美國受益，而非如經濟學界批評那樣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推高通脹。”

他表示，當前制造業和貨物貿易相關的就業波動，正好可被特朗普用來反駁“加稅致損”的質疑。“他的票倉集中在農業州，特朗普正試圖用數據為關稅辯護。”

除此之外，王義桅指出，美國當下可以被劃分為三股力量：一是特朗普代表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陣營，二是傳統金融資本勢力，三是以馬斯克為代表的新技術資本。值得注意的是，MAGA陣營內部也出現分裂，金融資本也在科技化與傳統之間分化。這些結構性裂變，使得數據、就業等民生議題更易被政治化、工具化。

這種不信任感，并不僅限于普通民眾。每經記者注意到，美聯儲在2023年6月的會議紀要中就曾指出，一些美聯儲官員也對當時非農就業人數的強勁增長表示懷疑，認為它可能夸大了勞動力市場的景氣度。花旗集團前外匯策略主管、深數宏觀（DeepMacro）聯合創始人兼CEO Jeffrey Young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也指出，非農數據初值被過度夸大是切實存在的。

“一個統計機構的生死取決于信任，”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BLS局長的埃里卡·格羅申說，“這種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難恢復了。”

宋雪濤進一步指出，此次的數據事件，應與本周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以及去年美國大選前美聯儲的突擊式降息聯系起來看。他直言，自特朗普對美聯儲降息問題表達超乎尋常的關注那一刻起，這些不按照特朗普意愿行事的美國機構的“信譽沖擊”就已經形成。

“先是美聯儲，然后是BLS，后面負責經濟統計的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或許也難逃被攻擊的命運，”宋雪濤警告稱，“這個過程可能難言結束，對美國經濟最激進和最大沖擊尚未到來。”

他認為，從更廣義的角度看，無論是BLS還是美聯儲被質疑，其原因都在于其本職工作的偏差，乃至部分失職。他強調，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很難創造一個不受政治后果威脅的制度，尤其是在宏觀波動加大的過程中更是如此，只是這個平衡如今更難被把控。

對于數據本身對選民的影響，宋雪濤則認為可能有限。他表示，選民不需要經濟數據來告訴他們美國經濟究竟如何，日常的生活體感（如物價、薪資是否按時發放、是否漲薪等）才是最直接的“溫度計”。從這個角度看，美股和長端利率之所以成為特朗普關注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正是因為前者直接影響美國普通民眾的財富，而后者則與美國房貸利率直接相關，這些才是特朗普真正想“控制”的、能夠直接影響選民“體感”的方面。

然而，當官方統計數據的可信度本身成為政治斗爭的焦點時，其對市場信心和政策制定的長遠影響，或許才剛剛開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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