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發布 處罰金額自算器同時上線

每經記者｜石雨昕    每經編輯｜陳星    

3月25日，《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試行）》（以下簡稱《基準》）對外發布。同時，“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處罰金額自算器”正式上線，經營者在頁面中根據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情形等進行選擇，即可一鍵計算出最終罰款數額，方便經營者在發生違法行為后預判法律后果。不過最終罰款數額還需結合執法機構最終認定的情節確定。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這是市場監管總局首次發布裁量權基準，進一步規范對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的行政處罰。

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二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制定《基準》有助于細化和明確處罰裁量的依據、標準等，保障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執法尺度統一透明，有利于更好保護經營者合法權益，穩定經營者預期，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強化對經營者“搶跑”行為的制度威懾

記者注意到，《經營者集中審查規定》中明確，經營者集中是指反壟斷法第二十五條所規定的經營者合并、經營者通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等情形。

根據《基準》，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是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實施經營者集中，主要包括五種情形：一是經營者集中達到申報標準，但未依法事先申報實施集中；二是經營者集中申報后，未經批準實施集中；三是經營者集中未達到申報標準，但有證據證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且未按市場監管總局要求申報實施集中；四是違反附加限制性條件審查決定；五是違反禁止經營者集中審查決定。

華東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所所長鐘剛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經營者集中審查是一種事先機制安排，具有專門的技術性，也包含對相關市場將來競爭狀況的預判，這種反事實比對需要結合個案進行預測評估，而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為的調查是事后進行，可以客觀評估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程度、當事人主觀過錯、配合調查程度、合規因素等，基于這些事實，競爭執法機構得以科學合理地行使行政處罰裁量權。

鐘剛表示，《基準》重點完善了反壟斷執法中的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為事后監管和追責機制，強化了對經營者“搶跑”行為的制度威懾，對違反禁止決定實施經營者集中等惡意違法行為直接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十的罰款，其以行政執法的一般性規定為基礎，針對性地對違法實施集中經營者的具體問題予以回應和解決。

提升反壟斷執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確定初步罰款數額時，有哪些從輕和從重情形？分別對應什么罰款金額？

前述相關負責人表示，在確定初步罰款數額時，設定四項從輕處罰情形及五項從重處罰情形。

從輕處罰情形包括，一是在市場監管總局掌握該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為前主動報告；二是主動采取措施消除或者減輕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后果；三是受他人脅迫或者誘騙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四是其他情形。對于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具有上述情形的，初步罰款數額為一百萬元。

從重處罰情形包括，一是教唆、脅迫、誘騙其他經營者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二是因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受到行政處罰之日起，一年內再次發生違法實施集中行為；三是阻礙或者拒不配合行政執法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者對行政執法人員打擊報復；四是偽造、隱匿、毀滅、轉移證據；五是其他情形。對于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具有上述情形的，初步罰款數額為四百萬元。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博導、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丁茂中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基準》通過對不同類型案件的裁量步驟、初步罰款數額、罰款調整因素以及頂格處罰等的有效細化，使得處罰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相適應，最大程度上保障執法的規范化、科學性、精準性和透明度，進而將進一步提升反壟斷執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鐘剛表示，《基準》第九條列舉的六項因素，高度概括提煉了經營者集中執法的實踐經驗，將違法行為中可能存在的危害性較弱、主觀惡意較輕、知錯能改或實施中作用較小等因素予以考慮，這符合行政處罰中“過罰相當”的原則，能激勵當事人對可能的危害后果予以補救或協助執法機構高效執法。與此相對應，“過罰相當”的另一面，是要對干擾和阻礙執法工作的違法行為，給予罰款數額的上調。

丁茂中表示，《基準》堅持懲教并舉，對于首次發生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為，經營者在市場監管總局發現前，主動報告并采取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狀態，或者能夠證明盡到審慎評估義務后因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導致違法的，《基準》規定可以不予行政處罰并進行教育。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韓陽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