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高湘山    每經編輯｜劉琳    

吳三大先生走了。

這位三秦大地上的書壇巨匠，于冬月十二日走完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先生本名吳培基。書香門第出身，少小聰慧，習字獲于右任“大有出息，必成大器”點評；青年從戎，成為行伍中的“大筆桿子”，被彭老總點名——“要把這個娃娃兵培養成‘大兵書法家’”；中年時以學促寫，終成一派，文壇巨擘賈平凹稱其字“初看透森冷，久讀有暖意。懸鐘馗像驅鬼，掛三大字增勇”……

古城碑王，吳三大是也。最為人知的，既是矗立于機場的“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八字，也是西安火車站門樓上的“西安”二字，還是電影《紅高粱》《高山下的花環》《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片名題寫……其字粗獷豪放、氣勢恢宏。

“八荒一家”，吳三大是也。書法之外，既能詩可畫精印，又編、演、唱加身，高山仰止。

泰斗大家，吳三大是也。孜孜推行書法事業，數十年如一日；于諸多公益之事，盡顯大德。

一

西安南門附近有一文化街，名為書院門。

明清兩代時期，陜西最高學府關中書院便位于此街之上。近百年來，此處向來是西安文房四寶、古玩字畫經銷之地。

街深處，曾有一吳姓人家，數輩居住于此，多有人才走出。宅門兩側，懸有康有為的“蒙恩厚賜”、于右任的“耕讀傳家”手書牌匾。

于右任年輕時亦曾多次在此間駐足，求教學問、書法。

1933年，吳家大院又添新丁，教師出身的吳啟筠，為其子取名吳培基。

因其祖父強調舊學，特別是傳統文化的培養。幼時的吳培基便日課兩方字、跟隨祖父以書代學，徜徉碑林，玩耍休憩間亦開啟了自己與書法的一世之緣。

待到八歲，一手好字已為人驚嘆。于右任觀其字，稱贊有加，“這孩子將來一定大有出息，必成大器。”

十歲有余，便開始給諸多老字號的店面書寫牌匾……

“聰明過人，荒唐有余”，長輩對吳培基的評價，成為他青年時期的最佳詮釋。異想天開的活躍思維，不僅為其藝術創作灌輸靈感，還為其成長歷程探索出了新的意趣。

1950年，十七歲的吳培基參軍成了一名“娃娃兵”，此后又隨軍奔赴朝鮮，人生觀及藝術觀飽受錘煉。

期間，因用草書書寫口號標語，吳被賀龍“敲打”——字要寫得讓中國人看懂，書法要為部隊服務，為“大兵”服務。后期，彭德懷亦注意到了這位部隊里的“大筆桿子”，強調“這標語的字寫得不錯，一定要把這個娃娃培養成‘大兵書法家’。”

而其“人民書法”的藝術觀，也萌生于此時。多年以后，吳仍堅定一個信念，沒有群眾，藝術即不存在。

二

能寫、能編、能演、能唱，文藝行當的“十八般武藝”，吳三大均有涉獵，且多有精通。

退役之后的吳三大，再次回到西安。開始更為系統和全面的修習書法，無論做什么，他都能聯想琢磨，悟出一番跟書法相關的妙法。

天賦和勤奮的加持，使得他“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橫空出世”。加上古道熱腸的性子，每逢求字便揮毫潑墨的好口碑，古城內外，大街小巷，吳遒勁有力的書法迅速火了起來。

大抵是“人民書法”藝術觀的滲透，吳的字在磅礴氣勢的震撼之外，又帶著普適性和接地氣，乃至賈平凹曾發出感嘆，“初看透森冷，久讀有暖意。”

有人調侃，當時西安文藝團體的門牌大都被吳“承包”，像京劇院，實驗劇院，戲曲研究院，歌舞劇院，人民藝術劇院等等。

于是，大到一個城市的牌面，像西安火車站、機場的門臉，小到街坊鄰里的擬對子，寫春聯，吳三大用自己的一筆一劃，潛移默化地推動著長安城的書法進程。

時任西安電影制片廠的領導惜才，盛邀吳三大來西影任職。在那里，吳與張藝謀多有交集，張對吳的字尤為喜歡。

從其拍攝的第一部影片《紅高粱》開始，到之后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滿城盡帶黃金甲》，其片名均是吳所題。

有人評價，吳蒼涼大氣的書法風格，某種程度上跟張藝謀影片風格不謀而合。

后在陜西人民藝術劇院的幾十年里，吳三大又在文學創作上多有涉獵，經他之手的劇本亦是好評不斷……

按照他所說的，這叫以學促寫，以寫促學，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當代怪杰，八荒一家”的名號，迅速傳遍三秦。

三

數年前，已過耄耋之年的吳三大先生，曾告訴眾人：“回顧一生，我唯一的愛好就是書法。做好人，寫好字，把快樂帶給身邊的人，足矣。”

賈平凹與吳三大先生交往頗深，觀字察人，對后者不吝贊美，“三大的字少蘊籍，多尖銳，多堂皇，多清瘦，看得出他野莽出家，歸修正果，歸修了正果，又不規不矩。即富貴不如于右任，風流不類唐伯虎。他是正傾訴著靈魂的放達和放達中的艱辛，抒情著人生的奮斗和奮斗后的淡泊。我抽象的欣賞書品，這樣的心志認識時代的真實，也就太可愛了，這樣真實的為時代。”

一位網友分享了這么一個故事，“當時和朋友去工作室的時候，老人家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女子喝醪糟不？’”聽者無不莞爾。

乃至于其“三大”之名，亦是老人隨性之作——友人戲稱其頭大（一說是嗓門大）、口大、臀大，為三大。先生不以為然，干脆自改為“吳三大”。

只是，這位分享快樂給大家的可愛老人，已經走了。

驚聞吳三大先生離去，石瑞芳一時有些難以接受。

她的父親石憲章與吳三大兩位先生，并稱“長安二杰”。“兩個人也是志趣相投，心胸開闊。我父親在西安寫了很多榜書，包括現在的鐘樓飯店，過去的解放百貨大廈等。后來吳老師也開始做這個，兩個人各占半壁江山。”

據石瑞芳的回憶，兩位書法家為了陜西書法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基層、文聯、宣傳等部門跑了個遍，奔走疾呼，使得中國書協對陜西書法事業加以重視。

“像吳老師他們這些前輩，真的是我們學習的楷模。特別是在為人處世上，從來不講究任何東西，我寫了一幅字你要給我多少錢，而是服務社會的一種觀念，在書法技藝上又非常嚴謹，做人做事很有藝德，都是我們后生值得學習的榜樣。”

先生仙逝，今日三秦無處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