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周程程    每經實習編輯｜廖丹    

主辦方供圖

9月16日，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2018年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表示，可以把去杠桿分為兩類，一類是好的去杠桿，另一類是壞的去杠桿，應該以市場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來去杠桿，而不是相對溫和地去杠桿。

“如果是與之相反，那么可能會有更深的隱患。”他說。

放活服務業(yè)和部分能源基礎性行業(yè)

任澤平表示，中國的高杠桿集中在三大部門，即國企、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部門。在過去10年，中國整個宏觀杠桿率上升過快，從全球比較來看，也是處在較高水平。

關于國企杠桿問題，任澤平表示，2012年~2015年，市場機制失靈，產能過剩行業(yè)中國企出清困難，導致通縮、利潤惡化、國企大幅度加杠桿。“我們采取行政化和市場化手段來共同去杠桿，也看到了逆轉，行業(yè)集中度提升，國企利潤大幅改善。”他說。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加強國有企業(yè)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推動國有企業(yè)平均資產負債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個百分點左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任澤平指出，從行業(yè)分布來看，上游以國企壟斷為主，下游制造業(yè)以民企競爭為主。上游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下游的民營企業(yè)面臨上游漲價和金融去杠桿融資歧視的雙重擠壓，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全社會資源錯配和某些企業(yè)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任澤平表示，過去長期以來，民營企業(yè)因為更好的治理，更高的效率，利潤長期高于國企，但是這幾年出現逆轉。但這種方式相當程度上不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的，因為壟斷、開放的不足，導致基礎性成本過高，例如，我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基礎性成本均高于美國。

相比而言，中國制造業(yè)是開放程度比較高的。任澤平指出，國有比重在制造業(yè)中只占10%。

但同時，服務業(yè)大量管制，國有比重高達70%、80%以上。任澤平認為，從國際來看，中國服務業(yè)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投資限制。

所以，按照十九大報告提出來的未來要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來看，一個正常的推理是，未來應該大力度大規(guī)模放活中國服務業(yè)和部分能源基礎性行業(yè)，以促進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關鍵在于人地掛鉤和金融穩(wěn)定

在地方政府去杠桿上，任澤平表示，2009年~2013年地方債務大幅上升，2014年~2017年，顯性的地方債務趨穩(wěn)，但是PPP隱性債務飆升。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guī)模放緩，但是預算軟約束和支出效率改革仍有待推進。

任澤平表示，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偏高，居民偏低。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基建和財政供養(yǎng)。我國單位GDP的財政供養(yǎng)是偏高的，這有待于推進改革。

在房地產去杠桿上，任澤平認為：“這個很關鍵而且存在誤解。”

任澤平指出，過去房地產在漲價和貨幣刺激下大幅加杠桿，居民負債增加，出現了消費擠出。房地產杠桿的形成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

“關于房地產，我們曾經提出過業(yè)內一個標準的分析框架，就是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杠桿。”任澤平說，無論是美國、歐洲、韓國，還是聯合國的數據，都說明人在往都市圈遷移，因為其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節(jié)約資源和土地。

中國也表現出了這一特征。任澤平表示，中國的一二線城市都市圈人口不斷增長，并且，中國人口向大都市圈遷移的過程還遠未結束。但是，長期以來，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積極發(fā)展中小城市和區(qū)域化均衡發(fā)展這些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而土地供給則向三四線傾斜，人口城鎮(zhèn)化和土地城鎮(zhèn)化背離，造成了人地分離，這是導致一二線高房價和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

“所以事實在清晰地告訴我們，房地產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wěn)定，以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穩(wěn)釋放。”任澤平說。

任澤平總結說，應該以改革的方式來去杠桿，以是否推動市場化改革，是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否從根本上消除了高杠桿風險的根源來衡量究竟是好的去杠桿還是壞的去杠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