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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年內第三次降準，明確“用于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同時撬動相同規模的社會資金參與”。專家和市場人士認為，去產能和化解不良資產風險任重道遠，監管“暖風”料將為地方資產管理公司（AMC）打開新的發展和想象空間。預計未來將有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地方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尤其是已經有所布局的上市公司，有望憑借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等創新模式，將不良資產“負礦”變為“富礦”。

與此同時，不少業內人士呼吁盡快出臺地方AMC監管辦法，明確其主業經營范圍，引導其在去杠桿、防風險等方面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資產規模超4000億元

地方AMC的發展速度著實驚人。《中國地方資產管理行業白皮書（2017）》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地方AMC數量增加到57家，注冊資本金增長到1545億元，總資產超過4000億元，凈資產超過1500億元。在公司數量、業務規模和業務模式創新上，AMC行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和進步。

原銀監會辦公廳2016年下發的《關于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提出：一方面放開省級AMC“二胎”；另一方面放寬“地方AMC收購的不良資產不得對外轉讓，只能進行債務重組”的限制。在監管政策鼓勵下，10個省級行政區至少已有兩家地方AMC，而廣東、福建、浙江、山東等省份則均已成立3家。

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AMC人士認為，由于去產能和化解不良資產風險任務量仍不小，預計3-5年內地方AMC的資產規模仍將以較快速度上升。尤其是接下來地方城商行、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料繼續上行，也給地方AMC的業務擴張帶來更多機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指出，不良資產處置行業存在逆周期性。隨著監管對不良資產真實性要求的進一步提高，不良資產處置的市場總量在擴大。

上市公司布局地方AMC

在利潤和金融牌照優勢的吸引下，更多“玩家”在積極布局，其中以上市公司最為積極。早在2016年7月6日，國內首家民營全資地方AMC海德資管成立；今年6月13日，海德資管母公司海德股份更是公告稱，海德資管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注冊資本由10億元增至47.21億元。今年5月8日，中航資本公告稱，擬出資35億元設立成都益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暫定名稱）。

董希淼表示：“對上市公司來說，布局地方AMC，最看中的無疑就是金融牌照紅利，發揮協同效應，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近期披露的上市公司業績數據支持了董希淼的這一說法。比如，在開展不良資產處置業務的首個財年2017年，海德股份業績表現較為亮眼，年報顯示，其2017年歸母凈利潤逾7300萬元。布局AMC領域較早的吉艾科技，其AMC板塊在一季度行業淡季仍創造了7718.85萬元利潤。國泰君安非銀金融業首席分析師劉欣琦認為，由于季節性因素，吉艾科技的AMC業務下半年利潤表現有望超過上半年。

不少專家和業內人士預計，接下來仍會有更多民營企業、上市公司謀求參與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機會。

“高歌猛進”存隱憂

不過，地方AMC在“高歌猛進”之下，也有風險顯現。比如，今年2月爆出成立于2015年的吉林省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被股東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請“解散”，給狂飆的地方AMC澆下一盆“冷水”。

“一些地方省級AMC的不良處置能力，甚至都比不上民營資產管理公司。”一位AMC業內人士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目前地方AMC整體專業性較差。過去不少地方AMC依賴做商業銀行的“過橋”通道，真正的不良資產處置能力并不高。而隨著監管趨嚴，地方AMC面臨回歸主業、質效轉型的問題。

上述人士表示，目前地方AMC發展勢頭迅猛，數量與業務規模呈現較快增長，但在經營管理、投融資等領域仍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業務模式發展受限，盈利模式單一；融資渠道窄，融資成本高；客觀上缺少針對地方AMC業務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司法部門政策協調；另外，不少地方AMC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不夠完善，權責利不統一等。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剛直言，與已擁有全金融牌照的四大AMC相比，地方AMC僅擁有不良資產處置牌照，尚未擁有處置不良資產的核心能力。培養核心能力需要監管引導，從地方AMC自身來說，找準市場定位最為關鍵。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地方AMC首要的任務就是規范和治理，建議成立不良資產行業協會來組織、協調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業務和發展。

董希淼建議，地方AMC要發揮自己貼近市場的優勢，加大與地方政府、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四大AMC的合作，聯手處置不良資產。政府部門也應對地方AMC處置不良資產給予適當支持，但邊界要清晰。“下一步需出臺監管規則，引導地方AMC專注于不良資產處置主業，減少銀行不良資產壓力，為去杠桿、防風險發揮更多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