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早在數百年就已經觀察到“貿易的力量”。經貿合作在中印關系中最具正面積極意義，這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所決定的。雖然兩國政治關系尚存在各種問題，但并不妨礙能夠帶來雙贏結果的合作。

■中國提出的經濟合作計劃，不但有雙邊的投資貿易，還有涉及多邊的地區與次地區合作規劃，如“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對印度都具有很大的意義，也將成為兩國領導人此次會談的重要內容。總之，經濟合作是促進中印關系的利器，過去十多年來一再證明，只要雙方努力尋求利益匯合點，不執著于所謂的“安全憂慮”，不為西方某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所蠱惑，則合作共贏的大門是敞開的。這也是習主席此次訪印的主要看點。

■中印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不會因經貿關系發展就自動消除。解決雙方的矛盾分歧需要共同努力，也需要對如何發展雙方關系有正確的預期。如果雙方只有競爭一途，則發展的前景也必然可慮。

經過多輪外交磋商后，終于正式宣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于9月17-19日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這將是中國國家元首8年后再次正式踏上古老的天竺之域，反映了當前中印關系高層往來機制更趨成熟，兩個互為毗鄰的新興大國在尋求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道路上正在做出很大的努力。

此前6月28日在和印度、緬甸領導人共同出席的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的大會上，習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闡述中國對外戰略與方針。中國領導人使用這個平臺向世界闡述中國對外戰略絕不是偶然的，因為中國與印度建交超過60載的風風雨雨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兩國關系并非完美的朋友與伙伴，但惟其如此，如何正確處理雙方間不可避免的矛盾分歧才反映出外交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所繼承并決心加以發揚光大的。

管控矛盾分歧靠什么

眾所周知，中印關系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劃分邊界線，這涉及領土主權，是當今國際關系中仍然最敏感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在過去的60多年里，邊界紛爭在不同的階段常常成為指標性的問題，以至于有些悲觀的看法認為，除非兩國徹底解決邊界紛爭，否則兩國關系就不可能正常化。而當年在邊界沖突后，印度議會甚至走得更遠，聲稱除非中國滿足印度對領土的全部要求，否則絕不和中國進行談判云云。不過，印度在這里一方面有一個明顯的邏輯悖論：如果領土問題全部滿足印度的要求，為什么還要談判呢?談判不正是為了解決爭端嗎?另一方面，印度顯然也意識到，中印間除了領土紛爭，其實也還是有很多其他領域的問題可以討論的。

在實際政治中，兩國對邊界問題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從2003年起，兩國建立了特別代表會談機制，迄今已經舉行了17輪，最近一輪是今年2月在新德里舉行的，也就是印度議會大選之前。選舉后印度政府更迭，莫迪領導的人民黨政府在邊界爭端上將持何種態度一度成為媒體炒作的題目，但事實證明雙方在如何處理這個難題上是有高度共識的，并不因印度政府更迭而受到太大影響。中方的立場則是一貫的，即堅持通過和平談判方式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習主席此次訪印是否加快尋求解決方案的步伐呢?大部分分析都持謹慎態度，認為雙方并未為此設時間表;另一方面，雙方也充分意識到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符合所有各方利益的，因此關于邊界爭端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管控矛盾分歧。

管控矛盾分歧需要有一定的危機處理機制，這種機制的基礎是相互信任。中國高層去年10月召開“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習主席親自提出處理與鄰國關系的一系列新的原則和精神，“親、誠、惠、容”四字方針高度概括了中國繼續推進睦鄰政策的政治意志。習主席為首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就位后在外交上更加重視與鄰國的關系，遍訪周邊國家，此次印度之行亦可視為貫徹中央周邊戰略的重要外交行動，必將對中印政治互信建設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推進中印關系從何處著力

習主席此次訪印是在兩國經貿聯系日益緊密、各種問題也相繼出現的背景下進行的。經貿合作是中印關系的亮點，這在兩國學界是共識，決策層亦不遺余力推進，兩國貿易量從本世紀初微不足道的10多億美元猛增到700余億美元，正在向千億美元大關挺近。按照兩國在2010年的設想，這個目標應在2015年達到，屆時中國將毫無懸念地成為印度頭號貿易對象。相比之下，日本雖近年來一直努力加強與印度的經貿合作，但雙方的貿易量則可謂“居低不上”，只有200來億美元，而中國也是日本的頭號貿易對象，盡管中日政治關系非常糟糕。這個現象證明了亞當·斯密早在數百年就已經觀察到的“貿易的力量”。

經貿合作在中印關系中最具正面積極意義，這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所決定的。中國作為工業制成品大國，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明顯領先于印度，同時中國的制成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的競爭力首先就體現在價格上，這對印度市場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比如印度總理莫迪在習主席訪問前先去了東京，日印媒體廣泛預測日本幫助印度建設高鐵，引入“新干線”技術，結果卻沒有下文。真實原因盡管還不清楚，但日本價格過高條件苛刻恐怕是一大原因。由此很多印度媒體轉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希望習主席此次訪問能夠在中印鐵路建設的合作上結出果實。這當然一定會得到中國的積極響應。這個案例是中印經貿合作發展迅速的良好注腳：雖然兩國政治關系尚存在各種問題，但并不妨礙能夠帶來雙贏結果的合作。

隨著經貿合作上升，近年來出現的重大問題之一是印度對華貿易赤字不斷擴大，據印方的說法，已經“難以承受”。這里應當指出，印度的對外貿易大多是赤字，順差年份很少，因為大量進口能源，同時工業制成品缺乏競爭力，只是現在赤字來源國成為中國，且主要是因為大量進口制成品，這對印度比較難以接受。如何進一步平衡與中國的貿易看來將成為印方希望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充分理解印度的狀況，也從未把順差作為與印度貿易的目的，愿意通過各種措施促進解決，其中一個措施是在印度設“中國工業投資園區”，通過在印度投資加大在本地生產的力度來平衡雙邊貿易。這是雙贏的方案，相信在這次訪問中會有具體的落實。

印度經濟近年來遇到較大困難，發展速度明顯下降，成為所謂“褪色的金磚”。這在其國內政治中有激烈反應，因為民眾的直接感受太糟糕，便將怒火撲向執政的國大黨，令其在本次選舉中大敗而退。莫迪領導的人民黨政府一方面獲取政治好處，在議會中獲得了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勝，另一方面他也必須面對民眾的期望，盡快把經濟搞上去。這對莫迪政府是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的經濟合作計劃，不但有雙邊的投資貿易，還有涉及多邊的地區與次地區合作規劃，如“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對印度都具有很大的意義，也將成為兩國領導人此次會談的重要內容。總之，經濟合作是促進中印關系的利器，過去十多年來，一再證明只要雙方努力尋求利益匯合點，不執著于所謂的“安全憂慮”，不為西方某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所蠱惑，則合作共贏的大門是敞開的。這也是習主席此次訪印的主要看點。

中印關系發展前景的正確預期是什么

中印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不會因經貿關系發展就自動消除。解決雙方的矛盾分歧需要共同努力，也需要對如何發展雙方關系有正確的預期。如果雙方只有競爭一途，則發展的前景也必然可慮，因此印度前總理辛格以前在中國社科院演講時特意提到“世界足夠大讓印度和中國共同發展”的觀點。這個觀點因其客觀性和包容性得到中國的贊賞，可以說已經成為理解中印關系的關鍵用語之一。

莫迪政府上臺以后，顯示了印度人民黨奉行強硬政策的一貫姿態，該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在領導人的若干講話和措施中若隱若現。例如，提出印度所有國民應不分民族統稱為“Hindus”，該詞當然可以是印度人，但也可以是印度教徒，顯然讓其他民族難以接受;又如政府提出今后官方文件和法律文件等均應以印地語發布，領導人也應講印地語，這再次顯示了本屆政府的民粹特點，因為印地語雖為很大一部分民眾(大約占印度總人口的一半)所使用，但同樣有很大一部分民眾使用各種本民族語言，而不是印地語。英語之所以成為官方語言，除了殖民者的影響外，其他民族不愿意看到使用印地語的印度斯坦族獨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對這個民粹色彩驟然加強的印度，中印關系發展的前景究竟如何呢?

首先必須看到，上述印度的內政事務對中印關系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印度并沒有兩黨各自的對華政策，無論誰上臺，奉行的政策都是以印度利益為優先的，具體到對華政策，這種利益優先的重點將落在哪里，這才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其次，從莫迪的從政經歷以及他對國際事務的看法觀察，本屆政府的優先重點多半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因為印度的安全環境總體上比較以前應當還算是較好的，印度的周邊沒有太大的動靜，即使是阿富汗，未來局勢的發展對印度也沒有太大影響。而莫迪之前在地方上的所有從政經歷均圍繞如何引進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等問題展開，這對他成為政府首腦后如何思考印度的政策有較大影響。

從上述兩點看中印關系前景，雖然對兩國關系前景做過于樂觀的預測缺乏根據，但也可以稍有把握地判斷，雙方在經濟貿易領域包括金融合作與互相投資等都將有新的動力。自“金磚”國家巴西峰會達成建立新開發銀行決定以及中國主推建立亞洲基建投資銀行以來，中印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合作呈現出新的可能性，而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究竟如何改革等問題也成為中印可能采取共同立場的領域，這些都顯示中印在當代國際體系中因地位相類似而產生的利益匯合點將上升。在全球層面，可以預期中印關系有較好的合作前景。

在地區層面，中印關系面臨的挑戰比較多。例如在南海和東海，印度出于戰略考量，竭力提升其存在，試圖通過與日本等國的合作擴大影響力，這可能直接影響中國對印度的看法;在南亞和印度洋，隨著中國對本地區的日益重視，從能源安全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事務，中國的影響力上升很快，這可能導致印度的戰略不安。但透過這些傳統的地緣政治迷霧，同樣可以看到的是，事實上，中印在地區層面的實際利益沖突并不明顯，而雙方合作的空間卻可能隨著兩國經濟的繼續高速發展而呈現出新的形式，包括上合組織擴容將吸收印度等新成員的前景，習主席在亞信峰會上提出的建立亞洲安全架構倡議，印度在這類設想中顯然也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地區合作將是中印關系未來發展的試金石，相信也是習主席訪印的主要議題之一，預期會產生諸多積極的成果。

最后，中印關系的歸宿終究是由雙邊關系如何走向來決定的。兩個新興大國如何相處，這在國際政治的實踐中并無先例可循，西方媒體常以血與火來描述所謂“兩強相爭”的局面，但這種說法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中國與印度雖同為新興大國，但兩國的實力完全不是在同一個層面上，力量對比本身的不均衡就很難導出一個所謂“兩強相爭”的結論，因為這很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前景。中國的快速發展，如果確實會產生“兩強”，那也不是印度，而是美國。美國的某些人士與媒體刻意描述中印“兩強”的背后所藏的戰略意圖是什么，其實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也能看出。中國對此當然有清醒的意識，這種意識也必將化為實際的戰略，用以塑造中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大國的關系。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中心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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