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人員投資權限放開 基金公司或出內部“禁令”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陸慧婧 發自上海    

每經記者 陸慧婧 發自上海

盡管前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二審待判，后期或將被繼續追加行政處罰，隨著新基金法即將實施，這一鬧得沸沸揚揚的案件終將成為另一個時代的記號。

對于從業人員投資開閘，業內普遍表示歡迎。然而，新形勢下風控制度如何制定，也是最近幾月基金公司稽核部人員的心頭大事。

“前車之鑒”李旭利

基金法修訂之前，刑法已先行一步，將“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寫入法案，給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帶上“緊箍咒”。原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因違規行為橫跨刑法修訂前的兩個階段，成為基金經理“老鼠倉”案件的典型樣本。

5月23日，因“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李旭利再次站上法庭。

回顧李旭利一案，其最早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是在2010年9月21日。檢方起訴書指控，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于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利用未公開信息，非法交易股票2只，累計交易(買入)金額達5226.38萬余元，非法獲利金額達1071.57萬余元，李旭利也因此成為繼韓剛、許春茂之后，第三名被追究刑事處罰的基金經理。

事實上，在刑法修正案頒布之前，證監會曾對唐建、王黎敏 “老鼠倉”行為開出第一批罰單，此后兩年時間里，先后有張野、涂強兩名基金經理受到行政處罰。在兩次庭審過程中，李旭利早前違規行為亦被檢方反復提及。

“本案只是追究2009年2月28日之后，被告人李旭利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行為，但2009年之前，李旭利已經違反行政規定，證監會也可以對他處以行政處罰，待本案結束，可能還會出現對被告人李旭利之前行為做出行政處罰的情況出現。”二審法庭上，檢方如是闡述。

投資權限放開

在刑法對從業人員違法行為作出厘定后，即將實施的新基金法，將使得基金從業人員投資有法可依。

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十八條，公開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從業人員，其本人、配偶、利害關系人進行證券投資，應當事先向基金管理人申報，并不得與基金份額持有人發生利益沖突。公開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應當建立前款規定人員進行證券投資的申報、登記、審查、處置等管理制度，并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備案。

業內人士預測，在監管層逐漸對基金業內人士炒股進行嚴格申報和審查之后，或引導基金從業人員證券投資進入規范和良性循環。

上海某基金公司督察長表示，“原來只規定了(從業人員)不準做什么，現在是給你劃出了一條線，告訴你不越界的范圍。”

“這個行業的人有著天然的投資需求，放開限制勢在必行。”有基金經理表示。

或引發業內新的擔憂

據業內人士透露，目前關于從業人員的投資細則正由基金業協會制定。對于投資放開之后，公司的風控制度如何制定，有基金公司稽核部人士流露出新的擔憂。

“公司不鼓勵公司從業人員投資證券，提倡投資公募基金，與基金持有人共擔風險，共享收益。”某基金公司督察長稱，正是擔憂投資行為引來風險，公司或對內部人士投資持不鼓勵態度。

在“不鼓勵、不反對”的大前提下，基金經理投資必須遵守法律法規及公司有關制定：例如員工需到指定證券公司開戶，進行交易之前，需向稽核部報備，稽核部參考公司核心股票池等多重因素做出是否同意購買的決定，之后將給出買入時間期限，逾期需另行報備。

“還有很多細節需待商榷。”上述督察長舉例稱，例如，個人賬戶先于基金組合多少天買入，不算利用未公開信息？此外，制定規則時，不同部門從業人員監管的嚴格程度肯定有所不同，非核心人員探聽到內部消息獲利，這種越級違規行為也會加大風控難度。

“這些都是制定內部制度時需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確實不好把握。”他表示，目前內部意見仍未與基金經理溝通，盡管目前自己傾向于“不鼓勵，不禁止”的態度，但公司投資部總監已私下表達了直接禁止的意愿，最終如何制定，應該是各部門間妥協的結果。

據上述基金公司督察長透露，由于基金經理持股易踩 “老鼠倉”紅線，鑒于媒體及公眾關注度過高，很多基金公司稽核部考慮，未來即使細則出臺，內部也會出臺相關規定禁止基金經理炒股。

“關鍵是個人持股與公司利益沖突時如何處理。”滬上某基金經理介紹，根據國外慣例，只要基金經理后于公司買賣相同個股，就不存在問題。不過，即便如此，國外很多大型基金公司基金經理也并不進行個人證券投資，一方面是擔憂持倉組合泄露，引發公眾關注；另一方面也因個人實際操作之中，也并不是購買單一個股，權衡之下，多數選擇投資自己掌管的基金組合。

“只要做到規范透明，還是建議適當放開基金經理投資權限。”上述基金經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