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

本來已消停了一陣子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隨著去年年底日本政府的再次施行重又刺激了全球神經。如果說以前美國的三度量化寬松迫使全世界無奈接受的話，那么，正逐漸失去對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日本此次“發飆”，各國會欣然接受嗎？假如不能，那是不是要來一次全球性的“寬松競賽”，并最終像某些人所擔心的那樣引爆貨幣戰爭呢？

在我看來，“戰爭”似有點危言聳聽，倒是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久治不愈所產生的寬松貨幣政策“依賴癥”非常值得警惕。倘若寬松的貨幣政策能給經濟復蘇帶來某些有益的東西(且大于副作用)，這種依賴倒也無可厚非，就像當年的四環素，今天人們只注意到其對牙齒的危害，卻不想當年它治愈了多少人的疾病。如果寬松貨幣政策能有當年四環素的效果，那也足可告慰世人。但事情恐非如此。

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及代表人物，可追溯到凱恩斯、弗里德曼那一代學者。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衰退的經濟需要刺激，而以增加貨幣數量來實現刺激，不僅合理，也很合情。尤其凱恩斯，他認為政府不僅要幕后指使，還要積極參與，即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以此拉動相關產業并最終帶動整個經濟回暖。但由于歷史的局限，這一理論顯然忽視了市場對投資的激勵與約束，就是忽視了市場的決策權，而認定人(即政策制定者)比市場更聰明。盡管有后人的市場失效理論做支撐，但凱恩斯主義的這種“人定勝天”的想象終歸被證明不過是大腦中的虛幻而已，根本起不到實質作用。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無限額注資”政策會失效了。

然而，貨幣學派并不這么認為，在他們看來寬松貨幣政策之所以不盡如人意，問題不在“寬松”，而在沒有很好地與市場結合。既然不能證明人比市場更聰明，那就不妨把最終的投資權交還給市場好了。于是，“改良的寬松貨幣政策”不再強調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而轉向刺激市場參與者主動出擊，增大投入、拉動經濟。這也就是后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邏輯鼻祖。

但這就有個很嚴肅的問題了：市場參與者在經濟衰退期不愿意投資是因為苦于“無錢”嗎？抑或產出價格不夠高？如果是前者，那問題不是出在貨幣政策上，而是出在貨幣發行機制上，即貨幣發行未能實現順應乃至推動經濟發展的職能。若如此，政策制定者應去解決貨幣發行問題，而不是實施貨幣政策。如果是后者，問題可就不是出自經濟體外部而是內部了，亦即經濟發展自身存在問題，比如結構問題、方式問題等，而這些內部問題與外部的貨幣刺激幾乎沒什么關系，此時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都不免隔靴搔癢。

更嚴重的是，這種盲目的寬松政策的后果往往適得其反，延緩了經濟復蘇的腳步，最主要的就是由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通脹。盡管我不同意“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不合時宜的時候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確是造成日后通脹的主要推力。在此還有個問題需要明確，那就是通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總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適度的通脹將會有利于刺激經濟增長，其邏輯是：適度通脹(即產出價格上漲)將會生產者獲得更多利潤，從而刺激生產者加大投入，當全社會投資熱情普遍上漲時，經濟復蘇即可來臨。假如這樣的邏輯成立，那是否意味著通脹率越高經濟增長就越快呢？如果是，那人類為什么還要研究如何抑制通脹，該研究如何激勵通脹才對，這顯然與科學規律和歷史事實都相悖；如果不是，那怎么證明什么樣的通脹適度，而適度的通脹確有刺激凈增長的作用呢？

盡管學術研究對于后一個問題并無結論，但政策制定者們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把握住數量，就可用類似于數學試商的辦法來找到合適的通脹率來刺激凈增長，這實際上就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邏輯基點。而且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還不錯，美國就是很好的佐證：錢印了不少，通脹率卻相當穩定。這也許就是后來者躍躍欲試，打算效仿的原因吧？

但是，且慢。因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人做得通的事，別人不一定行。正是美元是世界唯一主導貨幣這個特殊地位，才造成了“一面是印鈔機在印錢，而另一面卻是美國國內物價穩定”的特殊現象。換成其他貨幣，事情還會如此嗎？

不過，這里面也確實存在一個“怪相”，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2006年以前資產估值水平與本幣幣值是負相關的，但今天，這個規律倒過來了，而且沒有看出重新回歸的跡象。日本這次量化寬松同樣“換來了”股市的一輪漲勢，盡管兩者不見得是必然聯系，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Lex也認為兩者無關。但就算是巧合，那也是“合”在那兒了，這就更容易使那些還沒有采取量化寬松的國家產生幻覺，進而形成寬松沖動。倘若如此，那量化寬松將會像毒品一樣侵蝕各國的經濟復蘇，而“吸毒者”卻還沉浸在暫時的虛幻之中，這才是量化寬松競賽可能帶來的最嚴重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