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培科：城鎮化要告別野蠻增長的邏輯

◎蘇培科（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城鎮化在帶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的同時，也帶來了消費需求的大幅增加，并提升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以及住房建設等投資需求。因而，在資本市場上，與城鎮化相關的板塊，諸如鋼鐵、水泥、機械等開始高調炒作城鎮化概念。

從目前躁動的“城鎮化”來看，新型城鎮化千萬不要再以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為目標，否則這種房地產化的城鎮化會有很多麻煩。

但是，當前的城鎮化依然是以投資驅動和“房地產化”為主，是一種功利性的城鎮化。如果城鎮化的追求超過現實需要，將投資“鐵公基”的發展模式轉向城鎮化建設，就有可能形成過度的城鎮化。如果一味地擴建城市，抬高房價和地價，盲目求大，不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和現代城市管理能力，則會給未來埋下衰退的種子。

現實的情形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城市的擴張和城市人口的膨脹是有極限的，歷史上很多曾經繁榮的古城最后大都淪為空城，主要是由于衣食住行的供給不足、水危機、空氣污染、交通擁堵等因素導致人們無法繼續生存，雖然現代的交通、物流業解決了超級大都市的衣食住行，但水資源、空氣污染、突發性傳染疾病、交通堵塞和城市化管理又成為新的挑戰。

顯然，全國各地盲目追求超級大都市的思路應該要調整，而小城鎮的發展也不宜走擴張化的道路，否則也會埋下災難的種子。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1.27%，城鎮人口數量首次超過農村。有人認為，這個“城鎮化率”是按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的，其中還包括了1.6億農民工，若按戶籍來算，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遠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未來潛力巨大。如果農業人均產出能夠達到非農產業平均水平或一半，則可以釋放1.5億至2.1億農業剩余勞動力，隨著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仍將保持8%~9%的增長。

這種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城鎮化”邏輯，恰恰是需要我們反思和警惕的。筆者以為，切勿再將城鎮化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現在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頹勢，在刺激政策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很多人建議大干快上推動“城鎮化”，將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希望寄托在“城鎮化”上，這是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缺乏信心的表現。

這些年所謂的“城鎮化”，實際上很多都是簡單、粗暴的移民和拆遷，將年輕一代的農民工趕向城市，將農民的土地騰挪出來搞房地產開發，這種城市化實際是在搞“圈地運動”，而不是在推動農民“市民化”。從以往農民變市民的群體來看，大都是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原因是他們的土地率先“城市化”了，“市民化”只是為了交換農民的土地。而1.6億農民工卻受戶籍等制度的限制，進城之后在子女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都無法真正的享有平等待遇。如果真想提高“城鎮化”比率，除了要盡快啟動戶籍制度改革，還應加大公共福利供給和社會保障，提高進城農民的收入、就業，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成為市民。

未來的城鎮化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前提。農業生產產出較工業和服務業低真是農民生產率低下嗎？未必！比如一個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收入較農業生產大幅增長，并非是進城農民的生產能力立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是城鄉“二元結構”和“以農補工”等定價機制所致。看看玉米、大米和小麥這三大主糧價格有多少年沒有動了，而城鎮居民的收入和通脹速度在這十幾年大幅飆升，再加上農業生產資料和日用品價格的不斷上漲，農民收入低下和迫使年輕一代農民工背井離鄉就成了必然，而非簡單的生產率因素。如果宏觀層面為了避免物價上漲而控制農產品價格，那就得增加對農業生產的補貼，不能再一味地壓縮農民的利益，否則未來中國的糧食安全會存在問題。

因此，中國未來的新型城鎮化切勿再搞“圈地運動”，反而應該提高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農民收入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才是正途，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實現城鄉共榮的局面，避免盲目追求那個充滿矛盾的“城鎮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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