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木

    因家庭出身不同帶來的代際分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突出問題。文章稱目前一定程度上決定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往往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會關系。文章呼吁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3月31日《人民日報》）

    很多人將貧窮世襲的原因歸結為現有的戶籍制度。可以說，這種貧窮世襲戶籍制度責任論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貧窮世襲的核心部分，即起點不公。但是，如果我們將觸角再伸長一些，便能夠發覺貧窮世襲戶籍制度責任論的偏頗，理由是二元戶籍制不是現在才有的新名詞，為什么二三十年前就沒有貧窮世襲一說？

    首先有必要澄清一個問題，在造成貧窮世襲的事情上，戶籍制度到底起著什么作用？眾所周知，在一個健全的社會里，貧窮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貧窮能夠像財產那樣世襲。那么，貧窮世襲是不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呢？顯而易見，戶籍制度本身并不可能引發馬太效應，當然也就不可能直接給部分人帶來貧窮，貧窮之所以會世襲下去，只在于缺乏不同群體間合理流動的社會機制。

    現在的問題是，什么才是不同群體間合理流動的社會機制。古今中外，應用最廣泛、也被實踐證明最正確的就只有高考（古代則是科舉考試）。通過高考，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到城里謀生。同理，城里孩子也必須通過高考才能邁入社會精英階層。這才是有序的社會。

    然而現在呢，高等教育已經基本實現大眾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大幅提高，造成大學文憑的相對“貶值”，高考已經不再是階層間的分水嶺。由此導致的后果是，長期以來高考被社會所賦予改變命運的功能正在淡化甚至消失，可以這么說，眼下的貧窮世襲現象正是高考失去改變命運功能之后的不適應癥狀。

    那么，我們是不是該走回頭路，讓高考回歸精英教育呢？當然不是。在全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大眾化已是大勢所趨。既然高考的改變命運功能已然消失，那么我們就有必要通過建立新的機制來彌補高考這種功能的喪失。而這種機制是什么呢？從目前來看，公務員考試正在日益取代高考成為“國考”，所以，讓新的“國考”承擔起改變命運之功能是責無旁貸的。但是，現實卻令人唏噓。不久前有報道稱，在福建省尤溪縣部分副科級領導干部的公開選拔中，尤溪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卓祖澍的兒子，試用期未過就已經被提拔為尤溪縣副科級領導干部。

    此外，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不斷爆出的“老子招兒子”、“量身定做”等新聞。比如，福建屏南縣財政局招聘公務員的條件苛刻怪異，結果符合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報名，“恰好”是某副市長之女，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強政府招聘”。經媒體曝光后，縣財政局局長和人事局局長遭停職檢查。現在，官員之間互相安排子女就業似已成為“潛規則”，有的還通過姻親關系進一步鞏固聯盟，這種“精英復制”、“權力世襲”的情況在縣一級尤為突出，形成了錯綜復雜的裙帶關系，這也是縣級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礙。

    以上事例說明，從目前來看，公務員錄用至少在確保公平方面無法擔當“國考”之重任。其實，公務員錄用還只是冰山一角，如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招聘，特別是石油、電信、電力、銀行等壟斷國企招聘，其間的“潛規則”更是令人大跌眼鏡。去年底，南京市下關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進行了一次事業編制人員招聘，在招聘的4人中，3人都是“官二代”。

    諸如此類的例子真可謂不勝枚舉，但再多的案例都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公務員錄用、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招聘已經不單單是一種人才選拔和用人制度，而是維系社會公平，促進社會穩定的主要支柱。

    為了保證人才選拔的公平，我們應該做到的是，確保公務員錄用、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招聘的信息公開透明，讓應聘者公平競爭，從而實現不同群體間的合理有序流動。用就業的公平來反推戶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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