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陶斯然  發自義烏

　　  “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文學巨匠錢鐘書在其代表作《圍城》里的這段經典語錄，如今卻成為了浙江義烏部分公務員以“非農業戶口”換取農村戶口的真實寫照。

        “這是一個尷尬的時刻。將‘公務員’、‘農民’、‘巨額利益’三個詞放在一起，引起的效應是爆炸式的。”2010年7月15日，義烏市政府的一位官員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對當地“公務員換農村戶口”引發全國關注一事作出上述評論。

        2010年初，在義烏市組織部近期進行的一次全面的檢查中，發現當地有195名公務員將其戶籍從城市遷往了農村，其目的是為了獲取巨額利益。

        新聞一出，立即引起了全國的關注。有媒體人士如此評價，“這在中國城市化歷史中聞所未聞——以往都是農民想方設法要進城，現在城里人的  ‘精英’公務員卻開始回流農村——這背后到底是什么樣的利益在驅使？”

        7月16日，處于輿論風暴中心的義烏依舊平靜。但說起此事時，土生土長的義烏人趙健卻忍不住評頭品足，“公務員還不如農民，農村戶口有地，有地就有一切，現在義烏一個農村戶口少說也值100萬。”

        看似令人費解的觀念轉變，與經濟形勢有著密切聯系。據了解，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大規模進行，土地資源日趨緊張，農村戶口以其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其他政策優勢，不僅僅在東部沿海地區，甚至連我國西部也都開始大受歡迎。而本次義烏公務員遷回農村戶口事件的曝光，也有望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顯著  “拐點”——以往農民單方面盼望“進城”的局面或將不復存在。隨著城里人的回遷，城市化進程下的戶籍政策在一些地區有望形成一個“圍城”的新局面。

價值百萬的農村戶籍

        盡管趙健所稱的“義烏一個農村戶籍少說價值百萬”的說法讓人大吃一驚，但記者經過多方調查后了解到，當地人對此普遍表示認同；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土地的升值，農村戶口價值上漲的空間或許還未到頂。

        細算一個義烏當地農村戶口的價值，可分為兩大方面：其中最具價值的當屬房屋改建價值一項，另一項則是參與土地征用補償費用以及集體經濟組織分紅的功能。

        據2006年頒發的《義烏市新農村住房建設實施辦法》規定，根據不同的情況，一戶家庭在舊房改建中最少可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最多則可分到144平方米的宅基。在該宅基上又可以按照統一標準進行建設，最多可建設四層半的樓房，如果按照實際使用面積計算，即最少可達到486平方米，最多可達648平方米。

        盡管改建用房僅限于在村民內部流動，并不能進入住宅市場進行交易，但義烏當地住宅用地的緊張局面卻很難說今后不會催生此類交易。據二手房交易網站口碑網的數據統計，義烏的平均房價已經過萬；當地居民也告訴記者，義烏市區一些樓盤的價格已超過1.5萬元/平方米，如稠江街道辦事處附近的樓盤陽光都市，二手房價格就已達到1.5萬元/平方米左右。

        “盡管政策并未松動，但若以后這些改建用房都可交易，這里的經濟價值將會有多少？”一位稠江街道辦的官員意味深長地說。

        即便改建用房目前仍不能交易，但建好的房子依舊可以用來出租，這也使它成為一個穩定的現金流來源。“我一個月的房租接近2000元。”一位當地租用改建房門面的網吧老板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自己所租的改建房在義烏算偏僻之地。據他推算，如果擁有108平方米的宅基，在建完改建房之后，一年的房租收入將至少達到5萬元以上。這與當地一名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年收入也相差不了多少。

        除了參與改建房之外，當地農村戶口還具有參與土地征用補償費用以及集體經濟組織分紅的功能。“由于義烏市區的大部分規劃都已經完成，因此被用于征地的土地已經十分稀少。不過一旦土地被征用，補償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上述稠江街道辦的官員告訴記者，“根據地段以及征地使用的功能不同，補償費用也各不一樣，從幾萬到幾十萬元的都有。隨著時間越往后推移，土地價值越貴，分到的補償費用或許也會更多。”

        而集體經濟組織分紅則是近年來越來越受重視的一部分利益。據當地村民介紹，義烏作為新農村試點，大部分村里都完成了集體經濟股份制度，由村委會負責經營集體經濟，每位村民作為集體經濟制度的股東，在年底享受分紅。“分紅多少不等，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趙健告訴記者，自己去年從所在片區里就得到了3400元的年底分紅。“我還算是拿得少的。”

        至此，以一戶分到108平方米宅基的農家為基礎單位計算，如其將房屋進行出租，則每年房租收入加上集體經濟分紅將接近6萬元。而考慮到房屋未來出售的可能性以及升值的潛力，義烏一個農村戶口價值超過百萬的說法，看來并不夸張。

“圍城”之義烏

        “其實城里人包括公務員將戶口遷回農村的情況在東部沿海城市很尋常，義烏主動處理這樣的情況，并對此曝光，結果卻成了反面例子。”一位義烏市政府官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將‘公務員’、‘農民’、‘巨額利益’三個詞放在一起，引起的效應是爆炸式的。”

        輿論焦點之中的義烏，或將成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農村戶籍制度矛盾沖突的一個現實樣本。

        出了義烏火車站，坐上前往市區的大巴，在近10公里的路上可以看到綿延不絕的四層半樓的改建房。“今后幾年，全義烏周邊的房子都會變成這樣。”一位義烏當地的人士告訴記者。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城市化的大規模進行，義烏市的土地問題已經到了“寸土必爭”的境地。

        義烏有“國際小商品之都”的美譽。根據該市統計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9年義烏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19.5億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而隨著城市的“跨越式”發展，土地資源早已十分緊張。在高速發展多年之后，由于我國耕地“紅線”的限制，留給義烏的土地資源已經不多。一名負責城鄉一體化的義烏基層工作人員透露稱，“盡管現在的改建房都是統一的四層半樓高，但由于土地緊張，未來新建的改建房或許會向上增加高度，以節約逐漸匱乏的土地資源。”

        在土地資源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擁有義烏市周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村戶口，就成了眾人垂涎的“香餑餑”。“既可以享受到改建房分配，又有土地征收賠償，還可以獲得集體組織經濟的分紅。”趙健告訴記者，“大約在7~8年前，義烏的農村戶口就要好過城市戶口了。”

        這樣的情況與人們以往印象中農村戶口想盡辦法“進城”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別。一位義烏當地的政府官員在談及本次公務員入籍農村時坦然表示，“在義烏，土地就是財富。”發達的地方經濟與土地資源緊缺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體現，義烏正在走向十字路口。

        “我最大的心愿是改建房也可以出售。”一位義烏當地的居民告訴記者，由于政策的限制，改建房無法上市流通銷售，這也讓義烏的商品房變得稀缺。據了解，作為一個縣級市，義烏好地段的商品房單價已經超過兩萬元，價格直追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

        “如果可以上市銷售，大量的改建房將促使義烏的房市‘降溫’，我就可以在這里有自己的房子了。”出租車司機張敏來自安徽，是最早來義烏“淘金”的一族，但當地高漲的房價讓他不敢期盼能在此定居。

        據義烏市公安局數據，截至2009年6月，全市登記在冊暫住人口共125.87萬人，常駐外商1.2萬余名，本地戶籍人口為72.39萬人。這也意味著外來人口超過本地人口50萬人，成為浙江省外來暫住人口最多的縣級市。

        “假如這些外地人都走了，義烏就會變成一所空城。這么多房子最終也都會陷入空置。”上述義烏市城鄉一體化的基層工作人員認為。

城市化或臨“拐點”？

        隨著記者調查的深入，一副清晰的畫面正逐漸被勾勒出來：正如當地居民所述，義烏市農村戶口貴過城市戶口由來已久。在江浙等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一個城市化進程中的標志性階段已經出現——在經濟發達地區，城市人群也已開始向農村回流。

        對此，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李建華教授表示，“義烏的事例是一個追逐利益的行為，這樣的情況在國內經濟發展良好的地區已經十分常見。”李建華說，“在經濟發展良好的地區，由于土地資源限制，城市向外發展中就要占用土地，因此當地的農民也會獲得極大的利益，而這里也就出現了逐利的空間。”

        而這樣的空間也會為權力孕育尋租的“溫床”。在義烏公務員換農村戶口一事出現之后，有媒體人士質疑，195名公務員集體換農村戶口，其中是否也有濫用公權的現象？

        李建華認為，現在必須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大規模逐利現象。“以長沙為例，據我所知，目前長沙已經凍結了城市戶口轉農村的渠道。”

        而根本的原因則出現在城鄉二元制度上。李建華表示，由于城鄉二元制的出現，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并形成了早先農村人盼望進城、現在城市人想回農村的局面。“以前有一種說法，叫‘寧要城市一張床，不要農村一棟房’，事實上這樣的情況現在還很普遍。只不過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由于城市化的需要，造成城市周邊的農村戶口變得充滿價值。只有最終取消城鄉二元制度，才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李建華告訴《每日經濟新聞》。

新聞背景

“逃出城市”的195名義烏公務員

　　  小城市義烏一度因為195名公務員而成為全國輿論的焦點。對此，有媒體旗幟鮮明地指出，上述公務員是為了農村戶口的巨額利益而放棄干部身份，回到農村。

        “從程序上而言，他們（公務員）遷回農村是合法的。”7月15日，義烏市組織部一位科長向記者承認，確有195名公務員回遷農村的現象，不過他也反復強調“所有程序符合法律”。

        據了解，在這195名公務員之中，有101人涉及“歷史遺留問題”，即為多年前在農村招聘的干部，并未及時轉為城市戶口并持續至今；還有94人則是主動將戶口從城市轉回農村，這一部分人的舉動尤其受到爭議。

        “想把戶口轉回農村，肯定要村里干部同意才行。”一名義烏市稠江街道辦轄區的居民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本次義烏市組織部之所以開展大規模的公務員戶籍調查摸底行動，皆源自幾名農民的檢舉信。

        上述義烏市組織部科長表示,“隨著戶籍制度的開放，只要家里在農村有房，就可以將戶口遷回去。”不過在義烏民間，對于上述說法仍存一定爭議。“大家都知道公務員是什么身份，94名公務員轉換農村戶口，為什么戶籍辦理單位從未向上級部門反映？”一名稠江街道辦轄區的居民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在我們義烏這樣的小地方，即便程序合法，要沒有一定關系也很難辦好事情。”

        事實上，在這195名農村戶口的公務員里，絕大部分都出現在義烏市區附近街道（即附近農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義烏市稠江街道辦官員就告訴記者，“真正有價值的農村戶口也僅限于城市附近的幾個村，其他地方的農民還是盼望快點進城。”

        公務員將戶口遷回農村也就意味著要分得村里的利益。據了解，將戶口遷回農村之后，就可以享受未來征地補償的分紅，由于征地補償的總額為定值，多一個人就意味著每一位村民將會少分到一份補償，因此村里有關部門領導對此的態度顯得極為關鍵。

        記者輾轉咨詢了多位當地農民，但對方皆表示對有無公務員落戶并不知情，一位農民還吃驚地表示，“如果涉及到每個農民自身利益的事情，為什么有關部門不進行公示？為什么操作都在私底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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