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吳澤鵬    每經編輯｜文多    

商業場景里，一鍵導入合同后數秒即可完成審查，匹配實時司法數據后可快速查清合作方訴訟風險和履約能力；司法實踐中，案件焦點識別準確率達到100%，證據識別精準率達到90%，文書撰寫時間減少了75%；即使是法律“小白”，只需口語化表達，也能快速查詢法律問題并得到專業回復……在復雜的法律領域，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如今正被一一實現。

8月16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廣州舉行的“人工智能＋法學實驗室建設研討會”現場了解到，從法律咨詢助手到智能合同審查工具，再到垂類大模型等，當下，華南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法學院的學者正深度參與人工智能（AI）＋法律相關產品開發，且有不少項目已落地推廣，成為人工智能與法律行業融合的真實寫照。

例如，由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燕玲主導的法律領域垂類大模型“小包公法律內容大模型”就在研討會當日發布。該模型分別與廣東省湛江市司法局、泛微網絡（603039.SH，股價64.42元，市值167.88億元）旗下平臺“今承達”簽署合作協議，繼續圍繞行政復議智能化、企業合同與法務管理、案件管理等場景深化落地。

與此同時，“如何利用AI提升法律實踐效率”“AI法律應用的風險和邊界等”話題，正在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引起廣泛關注。

活動現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澤鵬 攝

法律人深度參與AI應用開發

記者了解到，法律從業者對通用大模型存在顧慮，源于其幻覺、可溯源性不足、知識更新滯后等問題。這些問題與法律場景的嚴謹、精準要求仍有鴻溝。

不過，隨著法律人深度參與新技術探索，AI在法律上的應用已越來越多。例如，前述“小包公法律內容大模型”AI項目背后的核心人物王燕玲，便有著極深的法學背景，她不僅是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還兼職律師辦理案件、擔任仲裁員參與仲裁實踐。

早在2016年，王燕玲便萌生了開展人工智能與法律交叉研究的想法。在創業初期，系統依賴外包技術團隊開發，但因法律與技術的專業壁壘難以打破，系統不得不重構。最終，王燕玲決定自建“法律＋技術” 跨學科團隊，形成“法學專家主導、技術團隊支撐”的架構。

此外，清華大學的團隊自主研發出了“水木智法”智能法律助手，面向公眾、法官、檢察官、律師等不同用戶提供高效、專業的法律支持。會后，記者從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長申衛星處了解到，目前該項目正與巴西方面合作，計劃推出葡語版。

武漢大學也正聯合金山集團探索開發“武大—金山大模型”。“一些基礎的功能（這個模型）都有，例如合同審查、智能問答等，目前處于測試階段。”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周圍介紹說。

記者還查詢到，去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號，該大模型可服務司法工作各環節（分析電子卷宗，總結分析司法觀點、裁判規則等）、行政執法（對執法案件信息進行審查核驗、檢查執法行為是否合法等）和公共法律服務（理解公眾非專業化的訴求表述、提供不同策略和建議等）。

應用邊界在哪？

最終能真正落地并有效賦能實踐的應用，才是好應用。

“近年來，以通用大模型為引擎的人工智能浪潮風起云涌。身處變革前沿，我們法律人都在思考這樣兩個核心命題：我們的大模型，能否在精準嚴謹的法律領域交出夠硬的答卷？這股技術洪流如何真正落地于法律垂直場景，賦能實踐？”活動上，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學術顧問、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譚世貴如是說道。

作為基層司法單位探索智能化建設的創新樣本，廣東省湛江市司法局的司法行政人工智能實驗室在今年6月正式揭牌，該局黨組書記、局長羅東玲也來到活動現場，并介紹了人工智能在基層辦案中發揮的減負增效作用。

“統計顯示，在當事人提交材料齊全的情況下，AI對案件爭議焦點的識別準確率達到100%，對證據的識別采信準確率約90%，大幅降低了工作人員閱卷審理的工作量，而法律文書智能生成功能則將文書撰寫時間縮減了約75%。”她介紹道。

在C端（消費者端）應用上，有法學學者提出，我國法律服務領域并不缺乏專業人才，問題在于資源配置不均衡。全國執業律師80多萬人，但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發達地區，西部一些縣甚至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廣大群眾獲得專業法律服務仍存在困難，因此應大力推動法律服務的普惠化。而專業的人工智能，無疑是普惠法律服務的有力工具。

當然，人工智能賦能法律實踐的過程中也有需警惕之處。記者查詢到，法治刊物上，“如何劃定AI在法律活動中的應用邊界？”等討論吸引了眾多學者參與。或許，在通往AI參與法律活動的道路上，真正的挑戰并不在于人與機器的競爭。

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總監、教授顧敏康介紹，去年7月，香港司法機關發布了首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引》，明確要求法官及司法人員要負責任并審慎使用AI。

“核心內容大概幾個方面。一是所有的司法決定必須是法官獨立作出，AI不能替代；二是采用AI獲取的信息必須經過人工審查，法官對結果承擔最終責任；三是禁止在公開的AI工具中輸入案件敏感信息，以此防止隱私泄露。”顧敏康介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