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讀書”合法，但盜版書不行！美國法院開創性判決，Anthropic、Meta接連勝訴侵權案，合理使用成關鍵

每經記者｜宋欣悅    每經編輯｜蘭素英    

AI模型的訓練，離不開海量的高質量數據。那些已出版的書籍、新聞網站的原創報道成了AI的黃金養料。不過，AI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讀書”“看新聞”來學習的方式，也引發不少爭議。

多年來，AI公司一直在與媒體、出版社等進行“法律拉鋸戰”，主張使用版權作品訓練AI模型屬于“合理使用”，但大多情況以敗訴告終。

而本周，美國加州北區聯邦法院連判兩案，有關AI訓練的版權爭議迎來重要進展。

當地時間6月23日，美國知名AI初創企業Anthropic贏下首個有利于AI行業的開創性判決。時隔兩日，6月25日，美法官駁回了由13位作家提起的訴訟，認為被告Meta使用版權作品訓練模型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尹臘梅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Anthropic和Meta案為AI企業提供了“安全港”，對AI行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鄧以勒律師對每經記者稱，未來應當對“合理使用”的范圍和場景進行精細化限定，否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作者的創作熱情，進而對公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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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院連判兩案，AI“讀書”合法了？

當地時間6月23日，美國AI初創企業Anthropic贏下首個有利于AI行業的開創性判決。

根據美國加州北區法院發布的判決書，法官威廉·阿斯普（William Alsup）裁定，Anthropic合法購買數百萬本書籍，通過掃描將其數字化并用于訓練其AI模型Claude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fair use）的范疇。

圖片來源：美國加州北區法院判決書

阿斯普法官將AI訓練類比于人類學習，認為Claude的輸出并沒有逐字復制原告的作品。他在判決書中寫道：“Anthropic的AI模型如同一名渴望成為作家的讀者，用這些作品進行訓練，并不是為了超越、復制或取代原作，而是為了創作出不同的內容。”

阿斯普法官提到，“Claude的語法、文筆和風格，是模型從成千上萬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但如果有人因為這些作品的出色表達而閱讀了所有現代經典作品，然后背誦并模仿其中最好的段落，這是否違反了版權法？當然不會。”

法官認為，“學習”是一個自由的認知過程，不能被版權法過度限制。他補充道，“要求所有人每次閱讀書籍時要付費，每次回憶書籍內容時要付費，每次在創作新的內容時，受到以前讀過的作品的啟發，哪怕寫作形式完全不同也要付費，這是難以想象的。”

因此，阿斯普法官認定，Anthropic的訓練行為屬于典型的“轉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并不構成版權侵權。

不過，Anthropic從互聯網下載上百萬本盜版書的行為仍需單獨追究法律責任。

根據判決書，2021年至2022年，Anthropic從LibGen、Books3等“影子圖書館”（指為用戶免費提供學術文獻、小說等文字材料資源的在線數據庫）下載超過700萬本盜版書籍，并將這些書籍無限期地保存在內部“中央圖書館”中。

阿斯普法官明確譴責了Anthropic這種獲取和儲存盜版作品的行為，稱其“本質上、無可挽回地構成侵權”。

而Anthropic未來或將為此行為承擔巨額賠償。美國版權法規定，一部作品的法定賠償金最高可達3萬美元。在被認定故意侵權的情況下，賠償金將增加至最高15萬美元。

佐治亞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馬修·薩格（Matthew Sag）認為，Anthropic很有可能將支付數億美元與原告達成和解。

“即使按照保守估計，比如假設原告數量減少、涉及的盜版圖書數量從判決中提到的700萬本降到約300萬本，若按每部作品750美元來計算，光是這部分侵權行為的法定賠償金就可能高達22.5億美元。”

就在Anthropic案裁定后的兩日，Meta也在一樁版權訴訟案中獲得勝利。6月25日，美國地區法官文斯·查布里亞（Vince Chhabria）駁回了包括喜劇演員莎拉·西爾弗曼（Sarah Silverman）在內的13位作家對Meta提起的版權侵權訴訟，認定Meta的使用版權作品訓練AI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

查布里亞法官認為，Meta的大模型會降低版權作品的價值。不過，市場損害是該判決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原告未能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這種損害。

《金融時報》評論稱，對于Meta而言，“這可能是一個得不償失的勝利”。因為查布里亞法官在判決書中反復提到，“有理由相信Meta和其他AI公司在訓練其技術時已成為連續的版權侵權者”。

美國作家協會認為，Meta僅在技術層面獲勝，這是程序問題，而不是法律實質問題。

“合理使用”成判決關鍵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攝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案件都提到了一個關鍵的詞——“合理使用”。

鄧以勒律師告訴每經記者，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情況下，對他人作品進行使用而不需征得許可或支付報酬的法律制度。

據悉，在部分版權所有人就其擁有的版權針對AI企業發起著作權訴訟時，被告公司一般會將“合理使用”作為抗辯理由之一，而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核心爭議焦點就是數據來源合規的問題。

鄧以勒律師表示，“如果數據來源不合法，例如Anthropic案中使用盜版書籍，或其他目前常見的‘爬取’模式，其內容的獲取和使用本身就是未經許可的侵權行為，因此不能被視為合理使用。”

尹臘梅教授補充道，“法院判定AI訓練構成‘合理使用’的核心依據是轉化性使用原則。例如，Anthropic 的大模型Claude在訓練后生成的內容不包含原書可識別的表達，且其目的是‘突破困境、創造新作’，類似人類通過閱讀積累知識后進行創作。這種轉化性使得AI訓練符合版權法‘促進科學進步’的立法目的。”

但在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還沒有因“合理使用”而豁免的先例。

不過，鄧以勒律師提到，“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奧特曼一案中，可以看到法官為未來AI領域‘合理使用’的豁免已留出了可能性。”

AI企業是否有了“免死金牌”？ 

尹臘梅教授認為，Anthropic和Meta案為AI企業提供了“安全港”。她解釋道，“若訓練數據來源合法且具有轉換性，企業可援引‘合理使用’抗辯，降低侵權風險。例如，Anthropic的‘中央圖書館’若全部使用合法書籍，其訓練模式將完全合規。”

尹臘梅教授補充道，這類裁定對于整個AI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可以降低企業的AI開發成本，加速技術普及。

鄧以勒律師同樣對兩份判決持積極態度。她認為，從判決中可以明確，當數據獲取合法時，企業能夠合法使用其進行AI數據訓練，這顯著降低了企業的法律風險。“這對于AI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好消息，也為以后AI產業的良性發展給出了路徑指引。”

鄧以勒進一步表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各國的AI企業屬于“野蠻發展”時期，對于很多企業來說，更先進的技術、更快的速度成為第一目標，但對于合規一直處于忽視狀態。上述案件中，法官通過司法判決明確了“侵權”“合理使用”的邊界，用判例的方式為AI企業的訓練數據來源進行了明確區分和定性。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AI公司取得全面勝利，在適用邊界上，法院仍然保持審慎。例如，在Meta案中，法院強調該判決僅適用于13位原告作家，并不構成AI公司“大規模拿版權作品訓練”的合法通行證。

而Anthropic案的法官則針對不同使用行為，做出了分項裁定——如果來源合法，則可構成合理使用；但如果圖書來源于“影子圖書館”等盜版平臺，則依然構成侵權。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張偉君向每經記者表示，個案中AI生成內容是否存在“轉換”性或許并不能一概而論。

原創作品版權保護何去何從？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資料圖

當司法裁定向舉著“學習”大旗的AI企業傾斜時，原創者又該如何得到保護其版權？

美國作家協會認為，未經作者同意、補償或署名，將書籍、文章和其他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納入AI技術中是“本質上不公平的”。作家們擔憂AI生成內容將沖擊原創市場，因為機器生成作品可以廉價、大規模生產，不可避免地降低人類作品的價值。

2023年，上萬名好萊塢編劇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罷工，也正是為了捍衛人類作品的價值與生存空間。  

那么，創作者是否可以主動設限，比如提前申明“禁止使用本作品進行AI訓練”？

對此，尹臘梅教授向每經記者表示，“歐盟是有這樣的規定的，但是也遭到一些批評。因為這種做法相當于架空‘合理使用’制度。”

鄧以勒律師則對事前禁止聲明的實際效果持悲觀態度。她認為，如果AI公司執意“竊取”，很難有效禁止。她進一步解釋道：“相較于美術作品，文字作品的侵權成本更低，實質性相似證明的難度更大。在無法有效追責的情況下，即便制度再完美也很難落實。”

一邊是AI企業的發展需求，一邊是版權方的合法權益，該如何平衡？鄧以勒律師認為，AI企業作為“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需要在法律的邊界內依法而行，而版權方則為整個社會繁榮與文化進步而有所讓渡。

實際上，這場關于版權的博弈，影響的不僅是企業和創作者，更與廣大公眾的利益息息相關。AI技術的普及應用，正在改變公眾獲取信息、娛樂消費的方式。而豐富優質的原創作品，也是公眾文化生活的重要源泉。

公眾能否成為“合理使用”的最大受益者？鄧以勒律師認為，“（這）取決于法律框架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版權保護，即如何在保護創作者尊嚴與促進技術普惠之間找到黃金分割點。”

她提到，Anthropic案中，判決認可“合理使用”進而降低了AI企業的版權風險，使得訓練數據獲取成本大幅下降，為公眾獲得更豐富的AI服務奠定了基礎。但另一方面，她認為未來的發展中，也應對“合理使用”的范圍和場景進行精細化限定，否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作者的創作熱情，進而對公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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