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陳星    實習生 鄭翰森    每經編輯｜董興生    

在我國癌癥相關死亡總數中，胃癌排第三位。據2022年的數據，我國新發胃癌病例和死亡病例占全球相關數據的近四成。

但實際上，如果胃癌能在早期階段發現，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高達95%。如果發現時已處于晚期，五年生存率則下降至9.1%。然而，目前胃癌的“三早”效率還遠不及預期。北京友誼醫院副院長李鵬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我國胃癌早篩率不足10%，而日韓的早篩率達50%以上。

李鵬提到，與部分國家相比，我國對胃癌的篩查治療仍依賴“癥狀驅動”，即發現癥狀才進行檢查，而不是定期進行預防早篩。如果胃癌進入進展期，再怎么發力，都不如早期時干預的效果好。

早期胃癌5年生存率可達95%，晚期下降至9.1%

我國是胃癌“大國”，而且患病趨勢呈現“發病率高、死亡率高、進展期比例高；早期診斷率低、生存質量低、治療選擇低”的“三高三低”特征。但由于胃癌早期癥狀隱匿，約60%的患者確診時已是晚期，治療手段有限、預后不佳。基于此，我國晚期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僅為9.1%。

實際上，如果能在早期階段確診，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達95%。因此，推動胃癌早診早篩早治是提高胃癌診療效率、提升患者獲益的核心策略。李鵬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當前早期胃癌的治療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但我國胃癌早篩率不足10%，而日韓的早篩率達50%以上。

限制胃癌早篩的因素可以歸結為兩方面。主觀層面，患者對于胃癌早篩“怕疼、怕花錢、怕查出問題”的“三怕心理”普遍存在。公開數據顯示，以同為消化道癌高發的日本為標準，中國每年進行早篩的人群比例較低，進行胃鏡檢查的比例不到日本的1/4，腸鏡則不到1/5，有大量需要進行內鏡檢查的人群未被覆蓋。

李鵬表示，以無痛胃鏡為例，單次篩查成本僅數百元，晚期胃癌治療費用卻高達數十萬元，且不一定能有良好的治療效果，但多數人仍選擇“忍忍看”。這一公眾認知偏差加劇了篩查困境。

對于一些有家族病史、特殊疾病突變和高發區幽門螺桿菌感染的人群，更應該盡早在無癥狀的時候接受內鏡檢查。李鵬說，他遇到過一位18歲的胃癌患者。“風華正茂的年紀得了胃癌，他自己很驚訝，家人也很驚訝，但其實胃癌與遺傳有一定關系。他的父親和爺爺都有胃癌病史，也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發現了。”

早期篩查需加強內鏡設備與技術下沉

在李鵬看來，對早期胃癌來說，困難的不是早期胃癌的內鏡切除，而是如何發現早期胃癌，怎么能把這些病人篩選出來。目前，這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內鏡醫生的覆蓋比例有限，內鏡檢查的普及率還沒有那么高，老百姓不能及時得到內鏡治療；比如幽門螺桿菌的感染率還很高，不是每一個病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幽門螺桿菌根除，這些都在制約消化道早癌的發現。“與日韓相比，我們在消化道早癌的治療技術上沒有問題。但進展期的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不明顯，如果早點發現，結局一定不一樣。”

對于消化道早癌，內鏡檢查在癌前病變的檢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李鵬認為，消化道早期癌癥的診治涵蓋從篩查到隨訪的全過程，并非單一內鏡下切除環節，而是從內鏡篩查、內鏡診斷、內鏡治療、病理診斷及隨訪5個環節闡述全鏈條內涵。

他進一步解釋，從篩查階段開始，內鏡能夠直觀地觀察到消化道的微小病變，提高了早期癌癥的發現率。在診斷環節，結合先進的成像技術，內鏡能夠更精確地判斷病變的性質和范圍。而內鏡治療，如EMR（內鏡下黏膜切除術）和ESD（內鏡下黏膜剝離術），為患者提供了微創、高效的治療手段。

此外，病理診斷作為金標準，與內鏡技術的結合進一步確保了診斷的準確性。最后，隨訪過程中的內鏡復查，有助于及時發現復發或新發病灶，為患者預后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據。

李鵬認為，要實現胃癌“三早”，不僅需要內鏡技術推廣下沉，也需要醫療設備的技術支撐。

以前，消化內鏡被日本品牌壟斷，過去十年國產品牌內鏡市場份額不斷提升。李鵬也提到，得益于國產內鏡設備的突破，內鏡設備的普及度和技術下沉度均已有了顯著提升。

據他介紹，其團隊承擔的一項“十三五”課題曾對國產內鏡進行專門研究評價。結果顯示，國產內鏡在診療成功率、（盲測）圖像質量、息肉檢出率以及操作診療時長等幾個方面，與進口內鏡沒有明顯的差異。最近，國內廠家推出的國產智慧內鏡平臺iEndo推動AI技術在基層醫療普及應用，顯著提升早癌及癌前病變的檢出效率。但國產內鏡設備的采購成本較進口產品要低得多，且維護費用和耗材成本更具優勢。國產設備的普及使基層醫院能更廣泛地開展篩查，減少患者因延誤診治導致的高額治療支出。

李鵬最后表示：“基層醫院是實現早診早治的重點，國產內鏡技術突破對于國內基層醫院內鏡應用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其在很多方面能更好地助力基層醫院普及內鏡的應用及日常臨床診療工作，可以極大推動早癌篩查覆蓋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