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陳星    每經編輯｜董興生    

作為全鏈條醫藥創新的關鍵環節，臨床研究是新藥通過審批、實現上市、走向國際、讓患者受益的起點。而作為臨床研究的主導者，PI（臨床試驗的主要研究者）對臨床研究設計、臨床試驗實施、數據質量管理等各個環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日，華西醫院腫瘤中心副主任、華西醫院臨床研究管理部副部長王永生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作為臨床醫生并擔任過數十個新藥研究的PI，王永生談到，隨著國產臨床新藥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我國臨床試驗的質量與水平也在同步提升。但其中仍存在一些挑戰。如臨床上，盡管醫生“看著病”了解臨床需求，企業端研發人員“盯著藥”期望解決臨床需求，但實際上，臨床需求和新藥開發之間還存在“鴻溝”，需要臨床醫生、醫藥企業加強溝通，還需要轉化科學家的積極參與。

王永生 圖片來源：每經資料圖

此外，王永生還提到，雖然目前臨床試驗的數量在增加，但新靶點并沒有實現相符的增長。也就是說，靶點集中、跟蹤創新的現象仍然存在。源頭創新雖然在增長，但進展相對較慢。

醫生盯著“病”而企業盯著“藥”，新藥研發和臨床需求存在錯配

“臨床研究是全鏈條醫藥創新的源頭，高質量源頭創新依賴于一流的研究設計、試驗開展和組織工作，這是我們的產品通過審批、實現上市、走向國際、讓患者受益的起點，也是醫藥創新者們所必須承擔的重任。”在最近舉行的一次公開會議上，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如是說。

對新藥開發而言，臨床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驗證新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必經之路，也是決定新藥成藥和上市的關鍵環節，是檢驗藥品臨床獲益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隨著我國臨床試驗指導規則與國際先進要求進一步接軌，臨床試驗機構和主要研究者實踐經驗積累，新藥研發的臨床研究質量要求提高，我國臨床研究的數量、質量、成果都實現了大幅躍升。臨床試驗質量的攀升，也助推了中國企業在全球醫藥研發版圖中的參與度大幅上升，我國創新藥的臨床價值和市場價值正在逐步被世界認可。

然而，也不能不正視，我國臨床試驗質量與先進成熟醫藥市場仍有差距、臨床研究靶點仍然較為集中、成熟PI缺乏等問題仍然存在。其中，尤其影響新藥研發能否匹配臨床需求的關鍵因素是，由研究者主動發起的臨床研究數量仍偏少，研究者與醫藥企業在藥物研發期間尤其是早期缺乏充分溝通。這一堵點一方面造成大量亟待填補的臨床空白需求，沒有新藥項目上馬；另一方面，大量新藥項目瞄準了重復或冗余的臨床需求，既浪費了臨床資源又影響了新藥的商業化回報。

王永生在專訪中談到，近年來，國內的臨床研究政策指引、質量規范和實踐水平都有了長足進步。除了在一些細節層面外，國內的臨床研究水平已經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近。

但他也強調：“就我個人觀察與體會來看，國內外新藥開發到臨床研究一個重要差距在于，（國外）研究者與企業之間密切聯系。國內的藥物研究更多是企業提出‘這個藥要上I期（臨床試驗）了，找到研究者討論前期研究，討論期望的適應癥，部分研究者只是被動的信息接收方和執行方，而不是藥物開發的積極參與者。這導致了藥物的實際臨床應用方向與企業構想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異。”

王永生進一步談到，在成熟醫藥市場，即使一個品種進入臨床應用后，也會有包括醫生在內的團隊進行探索性研究，給項目申辦方提建議，適時調整研究方向，甚至提出新的需求，推動創新藥物的開發與迭代。

換句話說，在新藥開發上，企業“盯著藥”，而醫生“盯著病”。二者本應該畫上等號，但實際情況卻是臨床需求和新藥設計之間存在錯位。王永生舉例稱，食管癌是我國的特色癌種，有大量臨床需求。但國內的新藥研發在靶點、適應癥設計上都跟國外走，這就導致了食管癌的藥物開發非常緩慢。“明明臨床有需求，企業也有市場，但中間卻缺少了將二者形成轉化的渠道。這中間缺的可能是從事這個領域的轉化科學家，也是渠道、研發模式。”

IIT研究有助于拉近“病”和“藥”，但提升醫療機構和企業意愿才是關鍵

王永生認為，IIT研究是培養臨床科學家，促進臨床醫生與企業合作，彌補臨床需求與新藥開發“鴻溝”的一條有效路徑。

IIT研究意即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與藥企發起的臨床試驗（IST）相區隔。二者的主導主體、試驗目的、監管部門等均有所不同。IIT研究由研究者發起、醫療衛生機構開展，不以藥品、醫療器械等產品注冊為目的，通常使用上市后的藥品實現研究疾病、診治等目的。

IIT研究范圍常常是IST試驗未涉及的領域，例如罕見病研究、診斷或治療手段比較、上市藥物新用途等。IIT研究的價值在于適應癥拓展、創新性探索、填補數據空白。

從發起者和研究目的來看，IIT研究可以更加純粹地為臨床需求服務。在王永生看來，IIT研究可以實現讓臨床醫生變被動為主動，讓臨床醫生積極參與到優秀藥物的應用拓展中去，并加強與醫藥企業的溝通。“新藥在做上市研究時，對入組病人有條件限制和選擇，但藥物在真實世界應用時，面臨的病人類型可能與入組的病人類型有差異，這造成了沒有臨床數據可參考。這一類空白的臨床應用需求，就可以通過IIT研究去補足。”王永生說。

但在實際操作中，IIT研究卻面臨諸多尷尬。

在不久前的首屆“灣區之星”生物醫藥源頭創新大會上，宋瑞霖分享了一組數據，盡管國家已建立了臨床醫學中心，該中心依托于44家醫院，但遺憾的是，其中9家醫院在近十年內未開展過任何干預性的研究者發起臨床研究（IIT）。同時，目前所謂的IIT研究多集中于已上市藥品的新適應癥，占比高達93%。

王永生舉例說，哪怕是國內頂尖的高級別醫療機構，此前開展的IIT研究數量都極少。其中牽涉到臨床醫生的精力和意愿、倫理風險、醫院態度，以及人員配置等問題，都會限制研究的開展。

“IIT研究的工作量、風險性都聚集在醫生和醫院端，所以很多醫療機構可能多年都沒有開展過。另外IIT研究不以產品注冊為目的，經費從哪來、藥品從哪來的問題非常突出。以前，很多企業在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投入熱情不大。我去跟企業溝通IIT研究的需求時，資源豐富一點的企業可以提供藥品、經費，但如果緊張一點的企業可能一個配套研究人員都抽不出來。”王永生說。

但他也表示，隨著越來越多IIT研究改變了臨床實踐，以及部分IIT研究支持部分藥品新增了適應癥，企業的態度也在隨之改變，“IIT研究雖然還談不上井噴，但確實取得了進展”。

臨床試驗數量和機構數量在增長，但優秀PI仍是稀缺資源

另一方面，IIT研究還是臨床醫生成長為科研型醫生甚至PI的重要途徑之一。

對新藥研發而言，臨床試驗階段“九死一生”，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藥研發歷程中，因為試驗設計不當、人群選擇不當等導致藥物折戟的案例并不鮮見。“因此，對疾病發病機制與治療方法有深刻理解，對患者人群和藥物也有深刻理解的PI有可能幫助降低前述風險，提高藥物研發成功率。”王永生說。

近年來，臨床試驗需求增長，與此同時，臨床試驗機構數量也在高速增長。《中國新藥注冊臨床試驗進展年度報告》顯示，我國藥物臨床試驗的年度登記總量，2021年為3358項，2022年為3410項，2023年為4300項。另據眾成數科統計，2023年全國臨床試驗機構達1340家，較上年（1171家）同期增長14.43%。

但作為臨床試驗的主導者，優秀PI仍是稀缺資源。王永生就提到，為了促進新藥上市的效率和成功率，企業都傾向于尋找更知名和更有經驗的臨床機構及PI，這就造成部分機構和臨床試驗者長期拿不到項目，導致惡性循環。在他看來，對于這樣的機構和醫生，IIT研究也是培養研究者、提高研究機構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

作為行業內的知名臨床研究主導者，王永生也長期堅守在臨床一線。他認為，一個好的PI需要從臨床一線采集臨床需求，也需要在科研中尋求需求的解決之道，二者缺一不可。

在腫瘤臨床一線和新藥開發領域深耕多年，王永生一直近距離觀察國產新藥與治療實踐取得的進展，但也正視其中存在的問題。他提到，雖然目前臨床試驗的數量在增加，但新靶點并沒有實現相符的增長。也就是說，靶點集中、跟蹤創新的現象仍然存在，原創性的源頭創新雖然在增長，但進展相對較慢。他特別強調，在行業的調整期，外部融資由熱轉冷時，醫藥企業更傾向于求穩，而非求新，這樣的情況下更要保護企業的創新熱情和激勵創新投入。

此外，今年以來，國產創新藥的授權交易數量劇增，交易金額也屢創新高，一方面這意味著國產醫藥的創新實力得到了認可，但另一方面，“賣青苗”的擔憂也在業內出現。

對此，王永生也有一定的擔憂，他談到：“對國內的醫藥企業而言，如果想要成為一家大型跨國醫藥企業，最好的敲門磚就是一款極具競爭力的產品。但如果手上的管線具備這樣的潛力，卻被授權交易出去，對企業而言就等于錯失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更讓人擔心的是，其中是否有一些具有潛在巨大價值的管線在早期被賣出，在未來還要花大價錢授權引進？”

但王永生也提到，很多Biotech企業在當下面臨生存挑戰，研發管線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在這種情況下，讓創新型企業“不下牌桌”才意味著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