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

3月5日，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努力促進低收入群體增收。”之前的2月29日，央行有關負責人在針對新出臺的《關于銀行間債券市場柜臺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答記者問時也表示，通過柜臺渠道投資債券市場，可以將儲蓄高效轉化為債券投資，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在現階段，我國作為金融大國，距離金融強國和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仍有一定差距。這個差距具體表現之一是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低于金融強國的水平。我國居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偏弱，也與此有關。通過金融強國建設和金融高質量發展，逐步縮小這個差距，使財產性收入帶來財富效應，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將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

在國家統計局網站，我們看到，2018~2022年五年間，我國居民財產凈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別為8.43%、8.52%、8.67%、8.76%和8.75%。2023年前三季度，這一比重分別為8.81%、8.86%和8.69%。由此可見，我國居民財產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保持在8.5%左右。發達國家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較高，通常在16%以上，意味著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有較大提升空間。

從結構來看，目前，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來源較為單一，投資回報率偏低。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高度集中于利息收入與租金收入。利息收入以銀行存款和債券利息為主。過去，我國利率水平相對較高，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近年來，利率進入下行通道，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比重呈下降趨勢。除利息收入外，過去很多年，房地產成為居民重要的投資品。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居民的租金收入也呈現下降趨勢。可見，穩定并提高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及其占比，需要拓展更多的投資渠道，比如，增加來自金融投資渠道的收益。

居民利息收入來源應該更加多元化，既包括銀行存款利息，還包括居民從雇員養老金計劃中所獲利息收入。數據顯示，1953~2019年，某些發達國家雇員養老金計劃帶來的利息收入占居民利息凈收入的比例始終高于30%。部分國家財產性收入以股息、紅利收入為主。以美國為例，其2019年股息與分紅收入的占比已經達到38.1%，僅次于利息收入占比，其他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我國居民來自資本（股票）市場的財產性收入較長時間未實現正增長，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幾乎為零。對相當部分股民而言，這個比重為負值。

財產性收入及其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增長，將帶來財富效應。財富包括兩種形式：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經驗表明，當下和未來能夠帶來財富效應的主要是金融資產。財富效應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拉動消費，這對增加有效需求，改變社會預期，打通國內大循環堵點，將產生重要影響和作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切實提高他們的投資收益，無疑是金融強國建設和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和要求。聚焦并實現這些目標，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和努力，盡快作出切實的改變。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商學院助理教授崔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