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玉雯    每經編輯｜張益銘    

6月11日，2023上海國際碳中和技術、產品與成果博覽會綠色金融平行論壇上，交通銀行行長劉珺在演講中表示，實現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難”，主要表現在碳減排行動與目標的非一致性、碳減排技術創新與現實要求的非同步性、碳減排資金量供給與需求的非匹配性、碳減排“漂綠”行為與綠色轉型的非同向性、國際地緣政治競爭與碳減排國際合作的非對稱性這五方面。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他同時提到，金融服務“雙碳”目標既可為亦難為，可在資源有效配置、市場有效定價、風險有效管理、構建國際合作可落地機制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實現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難”

劉珺表示，近年來，實現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共識，但多元復雜變量持續沖擊碳減排行動的預設軌道，為碳中和目標實現帶來從認識上的不同頻到行動上的不共振。具體來看：

一是碳減排行動與目標的非一致性。一些國家在宣布碳中和目標時間表后，并未出臺相關配套政策和具體措施。特別是當前全球經濟呈現“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的“三高一低”特征，使得碳減排行動在許多政府的短期事項清單中的優先級出現顯著下滑，綠色通脹（Greenflation）即綠色轉型中技術研發、新能源使用和減排目標推高經濟運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又加劇了上述困境的嚴重程度。

二是碳減排技術創新與現實要求的非同步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碳減排技術是實現碳中和的核心驅動力，但“摩爾定律”在碳減排技術創新領域似乎出現邊際效益遞減。根據國際能源署評估，2070年全球實現凈零排放所需的技術，35%仍處于原型或示范階段。進程中的CCUS技術在成熟度、經濟性以及安全性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是碳減排資金量供給與需求的非匹配性。對各國而言，碳減排資金不足，無疑是必須直面但短期內沒有滿意解的問題。據估算，若要實現《巴黎協定》2℃以內的控制目標，可再生能源年投資額需從現在3000億美元至少增加至8000億美元，而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顯著沖擊碳減排資金持續投入。同時，當前碳減排資金多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支持力度不足，全周期特別是早期的融資欠缺，綠色投資、綠色債券余額相比綠色貸款規模仍然偏小。

四是碳減排“漂綠”行為與綠色轉型的非同向性。經過包裝后的“漂綠”項目擠占了綠色轉型本已捉襟見肘的資源；“漂綠”企業或項目獲得融資后，繼續從事高碳排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碳排放數據失真失實，導致資金資源錯配與浪費，與“雙碳”目標下綠色發展理念南轅北轍；另外，碳補償（Carbon offsetting）從可溯源到可驗證均缺乏必要的強健性，如何補償和用什么補償的復雜問題變成了簡單的“植樹造林”，本應體現人類基本義務的造林活動受到碳補償擠出效應的巨大沖擊。

五是國際地緣政治競爭與碳減排國際合作的非對稱性。地緣政治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使得能源保供與新舊能源替代成為“兩難”選項，如俄烏沖突使得歐洲部分火電廠重啟，這一符合情理的現實操作卻與既定降碳路線相悖。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增加了碳減排的政治色彩。如“碳關稅”本應為應對碳泄漏而設定，但部分發達國家以進口產品不符合當地碳排放標準為由，無視碳關稅全球標準、機制差異以及發展中國家減排技術、設備的先天不足，在“環境保護”借口下對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導致“碳關稅”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成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服務“雙碳”目標既可為亦難為

在劉珺看來，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金融能夠也必須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資源有效配置，為技術研發與綠色低碳轉型科學高效提供資金資源保障。包括傳統金融的綠色改造和再工程化，如綠色信貸、綠色貿易融資等；再進一步是綠色金融新產品，特別是集融資、交易、服務一體化的綠色金融解決方案，指向先進的綠色技術、新能源、新型基礎設施等；最后，形成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全流程和金融機構自身的“綠化”。

二是市場有效定價，通過碳排放權的市場化定價，碳匯和碳交易機制的有效建立，既可調動企業控排主動性，又引導資金避免過度追捧超越現實的“純綠”項目而引發“綠色通脹”。

三是風險有效管理，推動建立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適度容錯機制，如，創新開發科技型企業綠色技術研發費用損失類保險、綠色技術專利被侵權損失類保險等。

四是構建國際合作可落地的機制，探索建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為跨境投融資活動提供制度便利、平臺便利、產品便利、交易便利等，助力破解碳關稅壁壘等制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