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王佳飛    每經編輯｜陳夢妤    

南北橫穿杭州城的中山路，曾經是南宋都城臨安皇宮外的大道，百年前還是杭州最繁榮的商業街，但在面對“中山路綜合保護與有機更新工程”這個課題時，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王澍看到的，是“中山路之所以衰敗，除了商業中心的偏移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大家認為這些歷史街區和歷史建筑早晚要被放棄，所以不再維護，所以它的情況就更加惡劣”。

即便如此，中山路依舊和王澍喜歡的中國城市街道一樣，新舊混雜，逸趣橫生，人們在門前、窗下、街角街邊隨時發明著各種建筑的用法。

“它的狀態更像是自發的零碎改建與修補的積累，但它絕不是一堆歷史的破爛”，因此在做中山路改造方案時，王澍提出，“用保持多時期差異性的方法去做，強調真實性的原則”“將生活方式的保持看做與建筑保護同等重要，不搞強制拆遷也可以做”。

王澍這一觀念是一以貫之的。在成為中國首位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時，“中國建筑的未來沒有拋棄它的過去”是外媒對王澍最認可的理由。

“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方向，如今我國的經濟仍然處于高速發展中，但同時必須要強調的是文化保護，我提出叫‘實體文化記憶’。”3月3日，作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王澍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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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不斷發展中，已有大量文化記憶遭到破壞

“我今年的提案主要包含中國城鄉實體文化記憶的保護問題。”

王澍為公眾所熟知，不僅僅是因為他2012年獲得了國際建筑界最具學術地位的普利茲克建筑獎，也因為他屢屢提倡對我國城市和鄉村文化進行充分保護。

王澍在他的書中說：“在作為一個建筑師之前，我首先是一個文人。”

“我們的城市近年來對歷史建筑、歷史街區的保護越來越重視了，同時通過鄉村振興，對于鄉村的歷史文化保護也越來越重視了。”

不過王澍認為現在做得還很不夠：“必須要承認一點，如今在我國的城市中，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難尋找到歷史文化遺存。城市的歷史文化記憶實際上是我們生活當中的記憶，包括可能是你原來生活過的某一條街道、某一條小巷，甚至某一個街角。不是說城市里面有幾處文物文古跡保護做到了，城市就有歷史文化了。”

“我認為，實體文化記憶的傳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連續性。毋庸諱言，我們中國文化的傳承連續性一部分處在中斷狀態中，這種狀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我認為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追求，應該包含把中國文化傳承下去的內涵，而不是使得中國文化看不見了，整個實體文化記憶都消失了。”

他表示：“在城市的不斷發展中，已經有大量文化記憶遭到了破壞，這是我們面臨的現狀，我認為這其中是有經驗教訓需要總結的。一些城市仍舊在進行大規模的規劃和開發，包括很多房地產的開發，開發規模很大，經常是大片大片城市文化記憶被抹除，能看到一棟建筑就占據了原來的幾條街，這種方式是有嚴重問題的。”

王澍認為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鄉村：“鄉村也是一樣。雖然現在對有些鄉村的歷史街區有所保護，但很多時候保護鄉村的做法幾乎和破壞是一樣的。之前我去調研，有些地方剛剛完成了歷史街區的保護，當地非常自豪地告訴我們，他們把舊磚切成了兩公分厚的片，鄉村把所有房子全貼了一遍，這簡直是在毀壞。”

需要嚴格立法來保護城市實體文化記憶

“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嚴格立法來保護城市實體文化記憶的時候了。”王澍說。

“例如，城市的街道結構肌理是不可以輕易改變的，應該讓其很好地傳承下去，哪怕需要在這里修一棟大樓，也需要將大樓切成幾塊和原來的街道結構去匹配，不能因為一座大樓把幾條街摧毀了。”

改革開放40余年，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王澍認為是時候談談文化問題了：“我們對文化的認知到了一定程度，包括對城市、建筑文化的認識到了一定高度，我們就會去這樣去做。我國到這個時候了，我們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了足夠高度，是時候可以討論一點稍微嚴肅的文化話題了。”

“我覺得這方面再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王澍認為，城市和鄉村很重要的不光是歷史文化抽象的風格問題或者風貌問題，更重要的其實是很長時間的積累，這其實包含了多樣性。文化的實質是非常多樣性的，而且是有時間感的，有很多生活痕跡也都要保護。

王澍也在他的建筑中融入了對生活的熱愛。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項目是他較為知名的項目，他說：“（象山項目）讓我有了一種全新的角度來看我以前所經歷過的。比如，我覺得象山校園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童年的回憶。”

王澍說：“我喜歡那種跟土地的關系。遼闊的土地，土地的氣味，莊稼的種植過程，種植與收獲，我都有極大的興趣參與。”

“到現在為止仍然有大量地方用這種破壞性的保護在做所謂的保護。我們所有的自主創新其實都應該是以我們的文化保護作為前提，如果我們自己的文化保護不好，所謂創新除了抄襲國際的流行之外，我不知道它的創新源泉在哪里。”說到此處，王澍的語調有些不一樣。

“當然現在大拆大建基本上過去了，住建部還專門發布了通知，防止城市更新行動中大拆大建，全國已經轉到了建成區的再改造再開發，這是一個未來的方向。但是建成區的再改造、再開發，就很可能意味著新一輪的破壞，剩下的一些城市肌理可能都會被破壞掉，千萬不要小看開發商的力量，所以我這時候是要給開發商套上‘籠頭’，套上歷史文化保護的‘籠頭’。”

王澍在他的書里講過他的一次經歷：“那一天，在去寧波的火車上，或者，是從寧波返回杭州的火車上，我看見一座舊時民宅，單層，青瓦白墻，從檐廊看是一開間。我第一次意識到它的尺度如此之小。火車的高度提供了一個比平視略高的俯瞰視角，就顯得它的瓦作曲面屋頂很大，但檐口的高度估摸只有兩米略多。不遠處是座小山，高度只在二三十米。我意識到是山決定了那座房子的尺度。那座房子就像一棵樹種在山邊。過去畫的山水里，看似隨便的房屋與塔，尺度當是真實的。那房子獨處在稻田中，讓人覺得孤獨，遠處幾座新民居還算樸素，但尺度感大得多。決定尺度的已不是那山，而是遠方城市中的建筑。又一次，我同時看到兩個并存的世界，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這幅畫面，應當承載了他所說的“城鄉實體文化記憶”。

王澍說：“這就是我的一個提案，討論中國城鄉的文化保護問題，而記憶保護應當只是一個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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