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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魔咒并未如期而至，有人將此歸功于市場信心的增強。而市場的火熱同樣帶動研究中介的行情升溫，一種類似專家庫的信息服務正在公私募等機構間流行。這種匯集了行業專家、企業上下游人士甚至企業競爭對手的專家服務，和傳統券商提供的賣方服務頗為相似但深度更甚，被部分買方機構稱為提升投研效率的“點睛之筆”。

“其實這種‘專家網絡’的服務一直都有，最早在美國及香港地區等成熟的資本市場開始流行，在國內也不算新鮮事，但之所以近年來受到頗多關注，可能在于服務質量提高后對機構收益的貢獻度更明顯。”某知名三方研究機構人士稱，“不過這類服務的底線是合規，超越這條底線，盈利的基本邏輯就不存在了。”

定制化“專家服務”風行

一位大型私募人士李明(化名)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有時需了解公司財務情況或產業鏈相關情況，均可聯系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匹配上市公司相關人士或產業鏈中專家人士。流程上，通常由研究員或投資經理提出需求，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根據需求提供專家列表，列表中會詳細寫明專家的背景和擅長方面，確定專家后再商定會談時間以及選擇一對一面談或電話方式，會談之前會列個訪談提綱。”

“我們公司對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用的挺頻繁，一年在這方面花不少錢。我們公司強調基本面和個股研究，注重一手信息，除了賣方分析還需了解整個產業鏈相關信息，包括上游供應商、周邊同行、下游客戶等各個方面與該公司的業務往來信息。”另一私募人士蘭宇(化名)表示，“各類需求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均可約，需了解某行業中財務、市場、技術的專家均可匹配。有些機構提供的調研有較多人參與，公開場合可得到的有效信息不多，專家服務屬于一對一，每個人與專家溝通的內容也不相同。一般來說，提出的需求均屬于細分問題，目的性很強，因此可匹配的專家人數也不多。”

某中型私募的負責人姜凱(化名)舉例稱，“我們有次關注某消費品公司，其財務報表各方面都不錯，但我對它所處行業的競爭格局和發展階段有點摸不準，我就通過專家服務公司約了行業內部的終端銷售人員、競爭對手等，在充分了解以后，做出了一個相對靠譜的判斷。這次溝通對我們最大的幫助在于，判斷出它所處的投資階段是長期性的而非階段性的短期投資，這也影響了我們最終的投資策略，為我們的組合也貢獻了可觀的收益。”他還提到，“我們會一直找到滿意的專家為止，感覺對投資非常有用，使用頻率也比較高，可以說是提升投研效率的‘點睛之筆’。”

姜凱稱，市場提供這類服務的研究中介不少，這類服務其實也流行了四五年。前幾年他所在的私募使用這類服務的次數比較少，主要是由于專家和買方需求的匹配度不太高，但隨著需求和供給雙方在彼此磨合中更加了解對方的需求點，雙方交流的效率和匹配度也越來越好。

“專家庫的數量逐漸增多，覆蓋的范圍也越來越廣，專家的相關度和成熟度會提高很多。比如有次我想進入邊緣計算領域，如果專家不能從投資人的角度去理解我們的實際需求，很可能會講一堆投資人聽不懂的技術術語和概念，那么這種效果就很差；但如果能找到有實操經驗的業內人士，他很可能會從應用場景、前景、市場需求等各種通俗的角度循序漸進地講解，效果也會事半功倍。”他還補充說，這類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通常還在每次服務后讓客戶反饋意見，例如這類專家適合不適合做這方面的溝通，這種不斷的篩選和調整會使得服務的質量越來越高。

另一位曾在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有過工作經驗的資深人士稱，剛開始，買方能掌握到的信息除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外，大部分都來自于賣方的研究報告，但研究報告和賣方的身份天然有不能完全切割的利益聯系，買方就會辯證地考慮研究報告的客觀性和價值；另外，券商提供的是二手的資料分析，有時買方更傾向找到一手資料進行相互印證，通過不同維度去看一家公司，這也是專家服務最初興起的緣由和未來的空間所在。

不過，定制化服務背后的相關收費并不便宜。蘭宇稱，“專家服務價格較高，比券商賣方貴。券商賣方可先免費試用，投入一段時間后，再將傭金給至研究，券商之間競爭大，因此價格也屬于可商量的范圍。但專家服務則明碼標價，按小時付費較多，按專家資深程度不同付費。”李明亦表示，每小時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平臺中專家也會分為幾個等級，特別資深、評價好的專家收費相對貴一些。

“也可能是按一個服務包整體收費，涵蓋一年若干次的服務。總體上類似于律師行業，盈利模式靠咨詢服務費，而券商賣方研究的盈利模式主要靠傭金。”一位三方研究機構人士稱。

一邊是機構付費給提供專家服務的公司，另一邊是專家服務公司付費給相關專家。一位接受過某專家公司訪談的人士稱，“訪談時長在45-60分鐘之間，按實際時長費用結算，一小時1000元，保密工作做得不錯，對方稱看不到我手機號，咨詢的是此前在國外工作的具體內容，包括使用某軟件整體流程等相關問題。”

與傳統賣方研究形成“互補”

“投資就像下象棋，不是人多就能得到更好的信息，深度比廣度更重要，券商研究員鋪的是廣度，專家服務庫講求的是深度。提供服務的人多但若深度不夠，用處可能也比較有限。”上述三方研究機構人士稱。

姜凱表示，“這種服務最大的特點是定制化，并且響應速度快。通常在我們提出需求后，他們會很快找到合適的專家，為我們提供一對一的服務。賣方提供的更類似一種偏標準化的服務，試圖在匹配買方的需求，但其實是一對多的形式。另一方面，這種專家庫服務的時效性比較強，比如在某個階段，我當前更關注新能源汽車，下個階段比較關注白酒，它都能在很短時間內組織行業內的專家和產業上下游，乃至競爭對手的人，幫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從多個角度去了解行業和企業。整體上，我們提出的絕大部分問題他們能比較好的滿足。”

在李明看來，專家訪談主要是從行業內從業者的角度來看問題，而賣方分析師則是從行業研究到公司研究的角度，屬于投資驅動。不過，兩者最大區別是專家對某公司某業務非常熟悉；而券商分析師行業視角則更廣。總體來說，兩者屬于互補關系，涉及較為專業的行業時，專家觀點也有局限性和較大主觀性，需買方機構進一步甄別。

“兩者區別很大，專家庫提供的是行業內或產業鏈的專家，不是類似券商中的研究人士；券商賣方存在導向性，獲得信息可能已被加工過。”蘭宇表示，兩者并不存在擠壓情況，有研究能力的券商賣方存在行業壁壘，有自身資源和分析是普通機構無法獲得的，而專家服務并不是所有機構均需要，部分專注主題概念的私募就不需要，只有偏基本面研究和個股研究的公司才需要。

某券商資深人士稱，整體而言，兩者存在差異化優勢。一方面，券商整體研究資源豐富可獲取傭金；專家庫專家級別較高，屬于行業內資深人士，在細分方面更專業。另一方面，以私募為例，有些私募規模較小，券商不愿意花費成本來覆蓋這部分市場，因此小私募只能通過聘請第三方服務機構來獲得消息。專家服務機構在海外已相對成熟，國內未來亦會有更專業的第三方服務機構脫穎而出。

另一資深私募人士稱，兩者差別很大，券商屬于持牌機構，作為交易商通過分倉傭金收費，報告非常詳細，但專家服務模式屬于為內容付費，需要借用券商通道提供咨詢服務。此模式已相對成熟，在券商間的競爭也比較大。

“我覺得兩者的服務互為是融合的，不是非此即彼，研究中介的業務是對傳統賣方業務的補充。”姜凱稱，“上市公司的業務經常變化很快，常常出來新的知識點，但我們自己的研究員對行業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過程，如果想加速這個過程，找專家聊一聊是最好的方式；但如果想從大面上先建立對一個行業的認知，多參考賣方的研究報告也是一件很有效率和性價比的事。”

合規是底線

不過，也有合規人士對這類服務提出了一些疑問，例如專家對機構問題的回答會不會涉嫌透露非公開信息，尤其是董秘對信息披露制度比較熟悉，“越界”的可能性還不大，但其他管理層對信息披露制度并不熟悉，是否會造成非公開信息的提前透露。

姜凱認為，這種服務在業內已經存在了四五年，能流行至今并越來越受到機構的歡迎，合規肯定是其底線。“這種公司內部也會有一系列行為準則，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會有比較明確的判斷；另一方面，我們的問題也比較標準化，更多集中在行業發展階段、前景、技術解釋，以及企業基本面上，我覺得這是雙方之間的‘默契’，不會超出規則之外去做事。”

上述三方研究機構的資深人士認為，尊重法律是最基本的底線，也是對自己的保護，否則整個商業模式存在的邏輯就崩塌了。通常，專家重點聚焦未來技術發展的趨勢。

而另一方面，李明指出，“目前上市公司對該方面比較敏感，并不希望員工在外提供專家服務，尤其是部分專家闡述與事實存在較大偏差時，為公司高層或董秘溝通帶來不便，還需公司出面澄清等。整體來看，精而少的專家庫已足夠，擴張過快容易出現專家庫魚龍混雜的情況，反而降低了投資效果。”

“專家資深程度很重要，雖然有些專家在提供專家服務公司的列表中，但實際根本約不到。”蘭宇稱，“部分細分行業亦無專家可提供，重要領域中關于技術、財務或供應鏈相關的專家又有公司需保密的情況，該模式還是會遇到一定掣肘的。此外，也存在部分專家不靠譜的情況，所以了解某一情況時需多問幾位專家，自身也需有一定判斷，不能完全相信。”

“這一領域的競爭也很激烈，如果想脫穎而出，一方面是能精準找到合適的專家，這些是第三方專家服務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也應是獨享資源；并且有鑒別能力，判斷出哪些是專家哪些不是，在這方面的把關決定了服務的質量。這類公司完全靠品質收費，公司業務中很大一部分靠‘回頭客’。如果核心競爭力喪失，或者在合規底線上‘踩雷’，都會觸及公司生存的問題。”上述三方研究機構的資深人士表示。

（文中圖片來自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