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這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新時期，如何科學研判人口中長期變動趨勢，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 日前，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中長期人口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議題，13位委員、2位專家學者和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齊聚一堂，進行互動交流，共商人口大計。 圖片來源：攝圖網 仍將長期處于人口紅利期 人口問題，不僅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也關系著千千萬萬個家庭。為開好本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斌、高云龍以及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有關負責同志此前分別帶隊，先后赴新疆、北京、廣東、山東、河北、上海等地開展了深入細致的專題調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 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總量仍然龐大。“到本世紀20年代后半期，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4.3億左右，人口數量將經歷從低增長到零增長再進入負增長的歷史性轉折。”在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斌做了主題發言，著重分析了目前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認為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提高人口綜合發展水平仍任重道遠。 “全面二孩”政策出臺之后，政策效應比較明顯。2016年和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和1723萬，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生人口最多的兩個年份，二孩占比提高到51%。然而，人口結構性矛盾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等新情況、新問題也日益顯現，出生人口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人口素質仍需提高。 “2018年全國出生人口明顯回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效應結束，生育水平處于下行階段，需要高度重視低生育率的長期影響。”參與此前調研的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培安說，但與此同時，我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2017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約為38%。預計2030年仍將低于50%，當前正處于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期的后半段。”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委員對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后半期的說法表示贊同，她表示，盡管我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提前面對低生育率、老齡化等問題，但“這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也是后發展中國家早晚要面對的挑戰。” “現階段政策調整重點應放在全面減少生育限制上，不應簡單地提‘鼓勵生育’。”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提出，應通過政策調整及時遏制出生人口數大幅下滑，平緩人口結構的過度波動，確立“有計劃的自主生育”和“有責任的家庭養育”政策立場。 構建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 生育狀況，是在人口變動中無法忽略的重要變量。座談會上，不少委員和專家把建言重點放在了與生育政策相應的生育環境建設上。大家普遍認為，當前影響群眾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經濟社會因素，應加快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構建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湖北的二孩比重明顯上升，超過50%；生育二孩的高齡產婦數量也比以前增加。”湖北省副省長楊云彥委員說，但出生反彈雖比較明顯，持續時間卻不長，“預計2018年出生人口將明顯回落。” 根據調研組的反饋，這種情形在其他地區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年輕群體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一方面是養育孩子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托幼服務短缺成為制約；另一方面，年輕父母越來越注重自身的職業發展和生活質量。在育齡婦女數量下降的情況下，如何保持住穩定合理的生育率，制定貼近現實的措施手段，構建相應的軟硬環境，是大家一致關心的話題。 “托幼是當前影響二孩生育最突出的問題，群眾反映也很強烈。”楊云彥認為，當前首先要解決養育子女中一些難點、痛點問題，構建家庭、社區、結構“三位一體”的嬰幼兒護理照料社會化服務體系，同時，還應切實降低兒童看病就醫的負擔，充分保障女性公平就業的權利等。 委員們反映，目前0至3歲嬰幼兒的托管和教育問題較為迫切，是減少育齡婦女和家庭后顧之憂的關鍵一環。“現在婦女的產假只有幾個月，但幼兒園多是接收3到6歲兒童，其中就有一個空檔期。”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市婦聯副主席黃綺委員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養育負擔，需要著力減輕。 “要以家庭需求為導向，建立家庭友好型社會。”黃綺建議，對3歲以下孩子由家庭自帶的，可考慮每月給予相應補貼，同時，恢復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機制，采用“政府引導、家庭為主、多方參與”的總體解決思路。“此外，在個稅抵扣項中，學前教育經費可考慮加上0到3歲嬰幼兒的托管教育費用。”黃綺建議。 關鍵是提高勞動者素質 近年來，中國老齡化議題不斷引發社會熱議。根據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將從2015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26%。中國勞動力人口會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會不會未富先老？越來越多人擔憂，生育率降低導致的老齡化，將成為國家未來不可承受之重。果真如此嗎？ “沒那么可怕！”會上，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的一番講述，打消了不少人的疑慮。他列舉的一系列數據顯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的升高速度及比重都高于中國。“雖然中國人口老齡化挑戰很大，但現在老齡化水平也只相當于發達國家30年前的老齡化水平。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幾十年老齡化，成功經驗很多，我們可以很好地借鑒。” “無論實行什么生育政策，期望生育回升到很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中國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翟振武建議，要盡快建立系統的、全面的適應老齡社會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延遲退休制度、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等。 “我們要營造理性認識老齡化的社會環境，不要一講到老齡化，大家都說得那么悲觀。”彭希哲也認為沒必要過分夸大。在他看來，在應對老齡化過程中，除了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中國還有自己的優勢，“有強大的政府，有豐厚的國有資產和土地資源，調控的空間其實相當大。” 決定經濟發展的不是勞動力人口數量，而是勞動生產率，因而，提高勞動者素質是關鍵。會上，不少委員都表達了這樣的一致看法。 “目前，我國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勞動者比例不到30%，高技能勞動者僅占就業總量的6.2%。”來自全國總工會的李守鎮委員認為，當前我國勞動者整體素質仍然偏低，職業院校發展現狀也不樂觀，建議加大力度消除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障礙，調整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招生規模。 “人口老齡化與人工智能的疊加，呼喚高素質的技能人才，這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錢學明委員說，然而當前職業技術學校培養的學生，企業往往認為不好用，政府花了錢來辦的職業教育，企業卻不領情。“這看似職業教育的供給側出了問題，但實際上是需求側管理沒有跟上。”錢學明建議，可由教育部門來全面負責職業教育學校的監督管理，人社部門來組織各行各業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規劃、招生計劃、技能要求，評估使用效果，形成供需雙方的管理體制，促進職業教育供需匹配、供求平衡。 《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4日19版）記者李昌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