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周程程    

每經記者 周程程

圍繞產業政策的“林張之爭”去年底才剛剛告一段落，又有波瀾起。

8月下旬，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團隊發布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征求意見稿）》引爆東北產業發展路徑的大討論。

持不同意見的代表是銀河證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師孫建波。他發文表示，林毅夫教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經濟學家，其新結構經濟學對解釋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于指導后發展國家的崛起也具有極大的政策意義。但揚長補短的建議，卻不能適用于東北。

針對相關質疑，林毅夫團隊成員、吉林課題研究執行負責人付才輝獨家回應《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在這份超過9000字的文字答復中，付才輝列數據、講理論、舉案例，有針對性地一一回應關于吉林究竟是不是要抓緊補短板，發展輕工業，以及東北發展輕工業的潛在優勢等問題。

“目前輕工業之所以成為其短板，說明東北地區不是不適合發展輕工業以及由于緯度高而不能搞，而是歷史上各個時期發展戰略導致的結果。”付才輝堅定地表示，目前吉林省勞動密集產業的勞動力成本相對江浙要低得多，紡織服務業要低30%~50%。這就是之所以要支持吉林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根本原因。

須抓住寶貴窗口機遇期惡補短板

林毅夫團隊成員、吉林課題研究執行負責人付才輝

NBD：《吉林報告》近期引發熱烈討論，反映出各界對新結構經濟學角度對東北問題研究的廣泛關注。孫建波和包括您在內的林毅夫團隊對于“揚長”都是贊同的，而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要“補短”，對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輝：既然揚長的分歧已經消除，那么我們的分歧就在于包括吉林省在內的東北地區，要不要補輕工業的短板。我們堅持認為需要抓住寶貴的窗口機遇期惡補短板，反對不補短的觀點。

在此有必要再強調一點，我們報告中對短板的界定——我們認為吉林省的輕工業是符合其當前潛在比較優勢的，但注意是“潛在”，可以發展起來但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產業。而不是說輕加工業不符合其比較優勢，去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短板產業。因此，在我們的眼中，只要通過改善發展這些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降低交易費用，就可以“使短板變長”。

顯然，孫建波的觀點是，已經有的主導產業就是長板產業，而沒有或者體量比較小的產業是短板產業，不管其符合不符合潛在比較優勢，從其評論文章的標題便可以看出，孫對比較優勢的理解與我們的出發點不同，我們是從稟賦結構出發，而他是從已有的產業出發。 

勞動力成本及部分產業具備潛在比較優勢

NBD：要吸納勞動力，東北發展可以從輕紡等輕工業做起，孫建波對此持反對意見。他表示，目前已經是21世紀，馬上2020年了，這些產業在其他地區已有良好基礎，再做成本很高。對此，您如何看待？ 

付才輝：我的觀點恰恰與他相反。

首先，輕工業為什么成為東北的弱勢產業，我認為孫對其原因的認識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我們在報告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東北包括吉林省目前輕工業的嚴重缺位不是其不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而是歷史上尤其是計劃經濟時代國家重工業趕超戰略的扭曲結果。

事實上，正如宋常鐵先生在其《吉林報告》的評論文章中所引用的經濟史數據，“在民國時期，東北的輕工業就已經很有規模了，尤其是釀酒、面粉、榨油、煙草、造紙、毛紡、木材。僅僅1919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東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農產品就是面粉、豆餅和酒精等輕工業品（《東北經濟史》據滿鐵庶務部調查課資料，孔經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可是此后，偽滿洲國拼命實現東北重工業化，1942年，東北重工業比重達到79.2%，輕工業20.8%（同上）。從1934年到1940年，食品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由24.5%減為11.2%，紡織工業所占比重由23.8%減為16.1%。”

新中國成立以后，東北是承擔國家重工業趕超戰略的主要區域。直到2014年，吉林省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重依然是30%比70%；而黑龍江更甚，達到20%比80%。

因此，目前輕工業之所以成為其短板，說明東北地區不是不適合發展輕工業以及由于緯度高而不能搞的，而是歷史上各個時期不同發展戰略導致的結果。

其次，結構變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體量上講，輕紡工業的規模確實在江浙沿海地區比較大，尤其是過去30年來，采取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加工導向型發展的結果。然而，正是由于輕紡工業發展充分，帶來經濟快速發展，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資本積累較快，使得稟賦結構升級，工資水平上升非常快，這就迫使東部沿海過去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逐步失去比較優勢。

按照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平均工資口徑，目前江蘇紡織業年平均工資為51901元、服裝服飾業年平均工資為49296元；而吉林省分別為34826元、29292元。吉林省分別比江蘇省低17075元、20004元，即吉林省紡織業工資每月比江蘇省低1423元、幅度達到33%。服裝服飾業工資每月比江蘇低1667元、幅度為41%。

事實上，根據我們課題組運用最近的省際投入產出表數據所做的測算顯示，就紡織品而言，勞動者報酬吉林省只有浙江省的0.47倍，但是營業盈余吉林省卻是浙江省的1.66倍，增加值吉林省卻是浙江省的8.83倍。這就是結構變遷的力量！

正因為目前吉林省的輕紡行業符合現階段的潛在比較優勢，所以獲得了快速的增長。例如，吉林省2016年紡織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47.36億元，增長16.1%，已經超過能源產業的122.08億元，現在已納入吉林省八大重點工業之一。代表性的產業集群包括從浙江諸暨轉移去的吉林遼源襪業產業集群（棉襪產量近30億雙），從浙江寧波轉移去的吉林延邊服裝業集群（服裝產量近2億件）。

這樣的成功案例同樣也可以發生在東北的遼寧省，例如從福建晉江等地轉移去的遼寧省葫蘆島泳裝產業集群（目前世界上每賣出三件泳裝就有一件產自葫蘆島）。當然，龐大的輕加工業產業遠不止服裝紡織業，這里僅僅舉這一個例子而已。

在報告中，我們運用GIFF方法估計吉林省在提振輕紡工業短板方面有極為寶貴的五年窗口機遇期，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為51086元，與2010年浙江省的51711元相當。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山東省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均在吉林省的100%~300%之間，這些省市近20年來經濟增長迅速，工資水平漲幅較快，其過去積累的大量勞動密集型輕紡行業將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吉林省均可以在此窗口機遇期內與之合作，創造條件大力承接這些省市的輕紡行業進行產業轉移，惡補其輕工業短板。機會難得，而且轉瞬即逝，失不再來。

例如重慶市政府就積極有為創造條件，近年來大力承接沿海消費電子等輕工產業轉移的機會，獲得快速增長。當然，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的是現代輕工，不同于傳統簡單的輕工業，承接江浙輕紡工業轉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轉移過程中發揮吉林省裝備制造業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裝備改造以及產品質量升級。這意味著吉林省還可以發揮重工業的基礎反哺輕工業，與此同時也促進重工業的發展。

再次，關于補貼的看法。整體上很容易看到，符合比較優勢的輕工業相比較違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更有自生能力，缺乏自生能力的重化工更需要更多的保護補貼。

例如近幾年吉林省重工業的企業虧損面較輕工業嚴重得多。董香書和肖翔最近立足1999~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對最初的“振興東北”戰略進行了評估，他們的實證結果表明，該戰略有利于企業產值擴張，但并不利于利潤提高——即提高企業自生能力。在此基礎上，他們討論了“振興東北”戰略對企業的影響機制。

實證研究證明，該戰略顯著降低了企業的稅收與負債，促進了資本深化，增加了中間品投入。他們進一步發現企業稅收下降刺激了產值的增加，但不完全利于利潤提高，負債下降與資本深化對于產值的正影響顯著大于利潤；中間品投入的增加對利潤的負影響顯著大于產值。因此，基于該實證結果，他們認為“振興東北”戰略使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政府‘輸血’—企業進一步擴張—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的怪圈。

從分行業的角度，該研究也發現“振興東北”戰略對于裝備制造業企業產值的正影響顯著大于整體水平，但對利潤的影響為負；而該戰略在促進高耗能企業產值提高的同時，卻未能提高利潤。實證研究還表明，該戰略對資源型企業的產值與利潤均未產生顯著的正影響（董香書、肖翔，“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有利于產值還是利潤? ——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的證據，《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

最后，即便是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要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還需要有為政府協助企業改善軟硬基礎設施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同樣根據我們課題組運用最近的省際投入產出表數據所做的測算顯示，就紡織品而言， “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這兩項中間品投入，吉林省分別是浙江省的1.39倍、1.96倍。然而，單個企業是無法自己去有效改善電力與運輸這些基礎設施的。

吉林省等東北地區的各級政府需要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大力改善這些軟硬基礎設施降低企業成本。據我們調研所知，吉林省還有不少富裕的能源與窩電，地方政府其實可以針對這些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采取各種措施包括能源補貼以降低企業成本。 

從稟賦結構分析吉林的比較優勢

NBD：孫建波認為，對東北經濟的分析不能像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那樣來做診斷。國家產業結構相對健全，不會受制于人。而東北則是一個地區，地區需要明確分工，發展優勢產業。對此，您作何回應？

付才輝：首先，東北地區目前人口超過一億，而全世界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也只有十來個。吉林省2015年末有2700多萬人口、其中16~59歲的適齡勞動人口占68.65%、農村人口占比44.03%，人均GDP為54266元，略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53980元。目前吉林省的經濟體量與新西蘭旗鼓相當，但人均收入水平只與非洲的加蓬相當。吉林省差不多本身就是一個體量較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或地區，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而不是應該不應該作為一個大的經濟體來診斷的問題。

其次，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主要是由什么決定的？再重申一下，孫建波的思維方式是從現有產業出發，而我們是從稟賦結構出發——這是新結構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地區長期的產業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稟賦結構所決定，并且隨著稟賦結構的變遷而變遷，當然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現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也要轉型升級進行騰籠換鳥的原因。

再次，如果從稟賦結構出發，如何看待吉林省的比較優勢呢？

概括地講，受益于東北平原的自然稟賦條件，吉林省在耕地與動植物資源稟賦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比較優勢，造就了其農牧業及其農產品加工業以及以中藥為主體的醫藥行業成為吉林省產業結構中首當其沖的長板產業；受益于吉林省歷史遺產積累的重化工業基礎，造就了其汽車產業、石化能源及其裝備制造業成為吉林省產業結構中支柱性的工業長板產業；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較高的人力資本與科技實力，造就了其健康、文旅與創意以及研發產業成為吉林省產業結構中支柱性的（消費性和生產性）服務業長板產業。

因此，吉林省目前需要根據其資源稟賦結構與產業積累，大力發展大農業、大健康、現代裝備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群，深挖經濟增長潛力。這一點我想大家都沒什么大的爭議。

爭議的焦點就在于吉林省要不要再補輕加工業的短板。我們的出發點不是認為吉林省要面面俱到，而是依據其勞動力稟賦結構特征來作出決定。

吉林省2014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533.6萬人，占全部從業人員數1447.17萬的36.87%；而制造業就業人口只有344.3萬，占就業總人口比重23.79%，相比之下，浙江則是達到了40.27%。事實上，以重化工為主導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比較弱，大量勞動力不是閑置在農業中，就是游蕩在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中，或者外出打工——其實這是東北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因為缺乏對應的產業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因此，為了解決就業利用勞動力資源稟賦，目前吉林省就需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像前面提到的，目前吉林省的勞動密集產業的勞動力成本相對江浙要低得多，紡織服務業要低30%~50%。這是我們支持吉林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大力發展現代輕工業，不但可以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推進吉林省農業規模化經營促進現代化大農業發展，而且出口導向型輕工業還可以提升吉林省的出口以及帶動物流、銷售、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大力發展——這正好可以大力彌補吉林省的這些短板。

最后，孫建波的觀點確實也代表了許多人對東北發展趕超思維的刻板印象：已經是21世紀，馬上2020年了，還需要搞輕工業這樣低端的行當嗎。這種看法有兩個錯誤：其一是不考慮發展階段；其二是低估了輕工業的巨大體量及其內部轉型升級的潛力。

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收入達到8325.02美元，雖然超過了世界銀行公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離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水平還有一段距離。吉林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與全國差不多，但只有天津的47.56%、北京的48.57%、上海的50.38%、江蘇的58.87% 、浙江的66.59%，比起世界前沿就差得更遠了，例如比起美國的57000美元、德國的44000美元、日本的38000美元、韓國的24329美元來，有著非常大的差距。

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便21世紀又能怎樣呢，眼下的發展階段明擺著，需要求真務實而不是好高騖遠。

另外， 按照林老師五類產業分類方法判斷，中國許多輕工業目前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是領先型產業。吉林省發展這些領先型輕工業并不會落后，反而會夯實其制造業實力。

例如，目前吉林省在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家具制造業、造紙和紙制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三個輕工業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均高于浙江、江蘇、廣東、上海、重慶等省市。吉林省農副食品加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也高于浙江、江蘇、廣東、上海、重慶等省市，是江蘇省的125.4%，足見其領先地位。

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的是現代輕工業，不同于傳統簡單的輕工業，承接江浙輕紡工業轉移的方式也需要在轉移過程中發揮吉林省裝備制造業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裝備改造以及產品質量升級。這意味著吉林省還可以發揮重工業的基礎反哺輕工業，與此同時也促進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制造業的快速發展。

吉林省目前的裝備制造業（不含汽車）只有全國的1%，而為什么最近沿海地區裝備制造業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在輕工業充分發酵之后，本身需要轉型升級，尤其是生產設備和產品質量的升級，因此催生了對裝備制造業的需求，包括工業機器人等人工智能。

正如最近馬化騰所強調的制造業對發展數字經濟的關鍵作用一樣，他結合騰訊多年來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的經驗認為，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網絡強國是目標，而制造業是數字經濟的主戰場。

總之，不切實際的趕超思維害死人，這種發展思潮盛行于戰后，在發展經濟學上稱之為第一波“結構主義”發展思潮，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都深受其害。

作為第三波發展思潮，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應該從各個地區現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稟賦）出發，在此基礎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較優勢），并規劃把現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強，以創造剩余，積累資本和條件，進行產業升級，實現逐步趕上甚至超越發達地區的目標。

從通化、遼源案例看產業轉型

NBD：孫建波提出，如果東北需要補短板，發展輕紡等產業，那么西藏沒有家電，西藏的短板需不需要補？他再次強調地區之間要分工，東北有非常強的優勢，不把優勢發展好了，反而去補短板，這沒有必要。對此您如何回應？  

付才輝：我正好也主持調查研究了西藏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課題，入藏調查好多次。西藏只有300多萬人口，分布在廣袤的青藏高原上70多個區縣當中，它的稟賦結構與吉林省能一樣嗎，進而其決定的產業結構與吉林省能一樣嗎？海南有900多萬人口，稟賦結構條件及其決定的產業結構就與西藏大為不同，例如海口不也有生產汽車的海馬公司嗎。

所以，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看待問題的方式是從稟賦結構出發，發展其所決定的最優產業結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的產業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其稟賦結構所決定，并且隨稟賦結構變遷而變遷。大家真的不能再停留在計劃經濟年代趕超戰略的產業結構基礎上靜態地看待問題。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主張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是揚長補短，并非我不主張把優勢發揮到極致。

基于吉林省農業比較優勢，我們主張吉林省大農業將有很多潛在比較優勢；基于吉林省的生態資源、健康食品以及醫藥基礎，我們主張吉林省大健康將有很多潛在比較優勢；基于吉林省在軌道交通、汽車以及衛星等裝備制造業基礎，吉林省將在移動空間裝備產業集群上有很多潛在比較優勢。

當然，這些潛在比較優勢產業也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以及有情社區聯合發力，才能變成現實的有競爭力的產業，實現經濟增長。

最后，請記住我的忠告：吉林省惡補現代輕工業的窗口機遇期非常短，轉瞬即逝，不能再錯失良機了！如果包括吉林省在內的東北繼續被這些不需要抓住機會補輕工業短板夯實制造業基礎的觀點所忽悠，可能再過十年人們依然還會繼續討論東北振興。

事實上，吉林省近年來在東北三省中之所以經濟形勢相對表現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醫藥以及紡織等輕工業的快速發展。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告訴我們，他很高興吉林省的農產品加工業產值最近超過一汽的產值了。我也感到高興。很多流行的思潮總覺得東北搞啥都沒戲，在去搞輕紡這種短板更容易遭到批評和擔憂。

事實上，真的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困難。姑且不考慮悠久的產業歷史，吉林省目前在輕紡行業集群方面已經具備了基礎，完全有條件進一步迅速壯大。

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法人單位數，紡織業有209個，紡織服裝、服飾業有414個，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有106個，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有1738個，家具制造業有407個，造紙和紙制品業有351個，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有940個，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有261個，化學纖維制造業有32個，橡膠和塑料制品業有1020個。

吉林省需要在未來幾年的窗口機遇期內迅速抓住江浙沿海地區轉型升級騰籠換鳥的大好時機，充分發揮人力資源（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和裝備制造業的比較優勢，主動出擊，實施一批現代智能輕紡生產園區承接江浙的產業轉移，將其在轉移過程中改造升級，打造現代輕紡產業體系。

這個機會是龐大的，但也是轉瞬即逝的。例如，浙江省紡織業產業集群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165倍，浙江省紡織服裝和服飾業的產業集群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79倍，浙江省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產業集群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192倍，浙江省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4倍，浙江省家具制造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17倍，浙江省造紙和紙制品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33倍，浙江省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12倍，浙江省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是吉林省的86倍，浙江省化學纖維制造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的體量是吉林省的56倍，浙江省橡膠和塑料制品業產業集群的企業數目的體量是吉林省的33倍。

這些輕紡產業體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業可以很好解決、人才不會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補上吉林省外商投資與出口的短板。以2015年的數據做比較，經營單位所在地出口總額吉林省只有廣東省的0.72%、江蘇省的1.36%、浙江省的1.67%、上海市的2.35%、山東省的3.21%、福建省的4.09%。吉林省如果能夠從廣東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139.4%的增長；如果能夠從江蘇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73.4%的增長；如果能夠從浙江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59.89%的增長；如果能夠從上海市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42.46%的增長；如果能夠從山東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31.2%的增長；如果能夠從福建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24.42%的增長；如果能夠從北京市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11.85%的增長；如果能夠從福建省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24.42%的增長；如果能夠從天津市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則可能帶來出口11.09%的增長。

總計起來，吉林省如果能夠從上述8個目標省市承接轉移1%的出口產能，那么就可以使得出口增長393.71%。

當然，轉型需要勇氣，過程也是痛苦的。我去走訪過吉林省的通化市和遼源市，兩個地方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案例，包括新華社等很多媒體都積極報道了。通化曾是聞名東北的“鋼鐵城”。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以通鋼為代表的冶金業“一柱擎天”，長期占全市工業總量的三分之一，過于依賴鋼鐵產業的發展模式讓通化吃盡苦頭。

20世紀90年代中期，通化瞄準當地盛產人參、天麻、貝母、五味子等多種中藥材的優勢，確定實施“醫藥城”發展戰略，大膽探索“以藥補鋼”的發展新路。隨后，通化成立了醫藥行業辦公室、醫藥產業發展推進組，相繼出臺了“招商引資”和“小巨人”企業優惠政策。從那時起，通化就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瞄準“醫藥城”的目標一干就是20年。

在發展初期，通化醫藥品種單一、科技含量低，企業盈利能力低，產業拉動作用小。為了改變這一局面，通化把創新驅動作為支撐產業發展的核心力量，一方面積極提升本地研發實力，另一方面鼓勵企業走出去，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借助域外力量研發創新。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則，通化先后與中國農大、北京林大、中國藥科大學等“十四校三所一院”簽訂科技戰略合作協議，并組織專家科技“巡診”，破解企業技術瓶頸。東寶等企業與高校院所達成50多項科技成果轉化協議。同時，當地還依托重點企業和園區，吸引科研專家團隊創業，并積極克服地域局限，在全國各地建立研發基地。

目前，全市醫藥企業擁有省級企業技術中心41個、國家級技術中心3個，近年先后自主研發了22種國家一、二類新藥，為當地醫藥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科技支撐。20多年來，通化醫藥健康產業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一個千億級別的醫藥城開始在中國赫赫有名。

而今，通化冶金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我去年冬天調研通化的時候，很多山東的藥企在通化大手筆的投資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步長藥業集團。打破了投資不過山海關的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實際引進外省資金930.9億元，比上年增長12.1%。如果當初通化也墨守成規地扼守冶金產業的長板，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當然，這個過程就是鳳凰涅槃。

遼源則是吉林乃至東北轉型升級的典范案例。遼源曾是被稱為因煤而興、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城市。1990年前后，遼源的煤炭資源漸近枯竭，曾經令人羨慕的煤礦職工開始大量下崗，就業、就學、就醫、住房、社會保障等矛盾和問題突出。“十五”末，遼源市的煤炭可采儲量僅為611萬噸，下崗職工達14.7萬人，市區實際失業率超過20%，低保人口占市區總人口的24.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9%。經濟增長十多年徘徊在2%~4%，而百年煤炭開采帶給遼源的還有生態的“傷疤”，占城市建成區43%的采煤沉陷區無力治理。

當年為解決煤礦家屬就業問題，遼源紡織業曾十分發達，有“東北小上海”之稱。從“小散雜”到集群共進，從默默無聞到中國棉襪生產規模前列，東北襪業園的10年崛起見證了遼源的轉型之路。從“一煤獨大”轉型成裝備制造、農產品深加工兩大主導產業，高精鋁加工、紡織襪業、醫藥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優勢產業。重點接續替代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到73.5%，煤炭產業產值占比已不足1%。

到2015年，遼源市人均GDP為62090元，是2010的1.9倍，年均增長17.0%。遼源也就順理成章成為吉林省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之一。雖然過程非常艱難，但成績卻令人驚艷！

我之所以耗費這么多口舌回應，并非只是針對孫建波一個人的觀點，因為他代表了很多人對東北發展根深蒂固的觀念。我的一位學生得知我和大家就《吉林報告》的這個焦點問題在爭論時，他發給我一條信息，我就把他的話作為采訪的結語吧：“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啊，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普及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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