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上午，廈門大學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在北京舉行“2017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春季預測發布會’”，發布‘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2017年春季預測報告；同時，發布經濟參考報與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聯合開展的百位經濟學家“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問卷調查”的結果。

本次發布是CQMM預測與政策模擬結果的第二十二次發布，主要內容有：(1)發布2017年、2018年CQMM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共八個季度的預測數據；(2)針對當前經濟減速與結構失衡的問題，從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分析原因，并從需求側模擬消費結構的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從供給側模擬進一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國有經濟比重、降低杠桿率等對宏觀經濟的影響；(3)依據模型預測及政策模擬的結果，對下一階段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評價與展望，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報告顯示：2016年為穩定經濟增長，依靠信貸擴張使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房地產投資實現了快速增長，但依然無法彌補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影響。一方面，高企的非金融類企業的債務負擔抑制了新增投資需求的擴大；另一方面，信貸資源卻被過度集中地配置在房地產業、基礎設施以及偏向國有企業，加上各種投資壁壘的存在，都導致了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增長乏力。

在假定今年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前提下，基于廈門大學“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的預測表明，2017年GDP增速可能為6.64%，比2016年下降0.06個百分點；CPI上漲2.15%，漲幅比2016年擴大0.15個百分點；PPI預計為2.41%，漲幅比2016年提高3.81個百分點。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貿易保護政策的抬頭將繼續壓制中國出口的增長；2017年繼續維持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的風險將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民間投資增速快速反彈的可能性較低；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降還將持續抑制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進而制約消費的快速增長。因此，預計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減速，經濟有望維持一個溫和穩定的通貨膨脹率水平。

另一方面，今明兩年，盡管中國經濟減速的壓力依然較大，隨著制造業過剩產能的不斷消化、工業結構也開始調整優化，工業生產企穩的跡象逐漸明朗；同時，第三產業占比的不斷提高減緩了經濟減速對就業的壓力，將在一定程度上托底支持經濟增長，使增長速度逐步穩定。

1. 預計2017年GDP增速可能為6.64%，在2016年的基礎上繼續下降0.06個百分點；CPI上漲2.15%，漲幅比2016年上升0.15個百分點；PPI預計為2.41%，比2016年提升3.81個百分點；GDP平減指數增速可能為2.17%，漲幅比2016年提高1.04個百分點。

2. 盡管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投資增速的下降，但民間投資增速難以快速恢復將繼續對投資增長形成下行壓力。2017年按現價計算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為8.09%，比2016年下降0.01個百分點。

3. 經濟增長減速導致的收入下滑對消費增長的抑制效應開始顯現，今明兩年居民消費增速將緩慢下滑。2017年按現價計算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將為9.45%，比2016年下降0.95個百分點。

4. 預計今明兩年中國對外貿易形勢依然嚴峻。2017年出口(現價人民幣值)增速預計為0.39%，增速比2016年提高2.39個百分點，進口(現價人民幣值)增速預計為5.07%，比2016年提高4.47個百點。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存在將繼續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預計2017年外匯儲備可能降至2.88萬億美元。

從長期來看，經濟減速是既有供給結構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結構轉換而導致的結構性供需失衡與生產效率下降的結果。此外，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生產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步伐緩慢、金融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滯后且不完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而轉變，也成為中國經濟轉入新常態后制約經濟持續穩定較快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主動向生產要素市場推進，并通過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金融資本市場，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通過勞動生產率增速的穩定提高來保障經濟的穩定增長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當前，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宏觀經濟政策當局的充分重視：

第一，應充分重視總需求結構轉變升級的影響。在未來不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國內的需求結構正在從實物商品需求為主轉向實物產品與服務產品并重階段，并逐步轉向以服務產品為主，特別是其中與人力資本形成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等服務業，服務消費支出將大幅增長。這一轉變將通過增加中國的人力資本存量，促進經濟增長和提升勞動生產率。

第二，隨著制造業過剩產能的消化，制造業的結構升級進程也開始啟動。其中，民間投資對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貢獻不可忽略。如果民間投資增長持續低迷，將不可避免地阻礙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并抑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應加快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充分滿足民間投資的需求。

第三，應充分重視化解企業債務高企的風險。企業的債務負擔已成為抑制企業新增投資需求的主要因素。隨著PPI的逐步回升，企業實際債務負擔將有所減輕。宏觀政策應利用好這一時機，幫助企業化解債務風險。

在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的基礎上，課題組模擬分析了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的結構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課題組設計了兩個模擬情景：一是從需求側模擬分析消費結構的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著眼于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消費結構變動，主要參考韓國在相似發展時期的消費結構變化情況，考慮中國居民科教文娛、醫療保健等消費占比在2012年至2015年間均較基準水平逐步提高、3年內共提升3%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應。二是從供給側模擬分析進一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國有經濟比重、降低杠桿率等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如能在模擬期內穩定提高非國有企業比重1%、杠桿率平穩下降3%，其所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

模擬結果表明，消費結構轉型升級能夠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短期內消費重心由交通通信、居住等成熟領域更多地轉向教育文娛、醫療保健等服務性消費領域，或將對消費總量造成微弱的不利影響。然而，考慮到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所具有的長期積極意義，這一轉型成本在長期內仍然是值得的。與此相對，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去杠桿協同發力的供給側政策能夠顯著改善投資結構、提升投資效率，在帶來較顯著經濟增長效應的同時降低投資占GDP的比重。

基于上述研究，課題組認為：2016年民營經濟國內投資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中國經濟難以承受之痛。預計2017-2018年，民營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仍將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如要實現6.5%左右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有關政府部門發力，提供超過20%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同時需要國有部門的更多投資。在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國企的杠桿率居高不下，債務風險上升，去杠桿任務仍然繁重的情況下，要繼續依靠政府及國有企業加大投資力度而保增長，實在是難以承受之重。更何況它將進一步扭曲國民經濟結構，降低投資效率，造成潛在的增長拖累。與此同時，超高速的民營經濟對外投資增長，也造成了本幣匯率穩定、外部經濟平衡的額外負擔。因此，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盡快恢復民營經濟的國內投資增速，實現民營經濟國內投資與對外投資的平衡，是2017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任務，當務之急，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有利于推動當前國民經濟其他多種矛盾的化解。

采取有效措施推動民營投資增速回升，有利于解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一些凸出的矛盾，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為了實現民營經濟國內投資增速的回升，實現用民間資本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降杠桿、調結構、補發展短板，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全面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課題組提出：

1. 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擴大開放，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民營經濟國內投資的大幅度下滑與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超高速增長，相當程度是民營企業家對國內經濟信心不足的一種反映。因此，要恢復民營經濟的國內投資增速，首先必須提振民營企業家對國內經濟發展的信心。而提振信心的根本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改善國內經濟體制環境，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

2. 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側重點逐步轉向降成本、補短板。在經濟發展從跨越貧困陷阱轉向從中高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演進階段，需求結構的深刻變化，要求轉變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其本質而言，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改革舉措，而非既有發展軌道上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新一輪的國民經濟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固然需要對此前發展階段多年過度投資，投資結構扭曲進行調整，需要去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需要通過去庫存，解決一些地區在土地財政推動下盲目擴張，導致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需要降杠桿，解決近年來由于保增長導致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與部分國企杠桿率過高問題。即通過“三去”處理此前發展遺留問題。但是，降成本、補短板則更為重要。因為它們更多是面向未來，因應需求結構轉換而進行的供給結構調整。降成本，關鍵是“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補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近年來，中國三次產業結構的演變趨勢，清楚地說明了現階段“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之所在，而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滯后，與中國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市場化進程相對滯后密切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短板與制度短板密切相關。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國民經濟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全面深化改革，其根本之點是適應中國的經濟服務化進程，適應中國向高收入經濟體的發展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因此，應當逐步地將工作重點轉向降成本、補短板，通過降制度性交易成本，補制度短板，促進民營經濟擴大國內投資，推動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參與降杠桿，參與第三產業中管制產業的市場化進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補發展短板。

3. 全面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致力于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建設，是降成本、補制度短板的根本之策。中國經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固然有現行體制下的政府不作為、亂作為等方面的一面，但是，更為關鍵、更為根本的是既有的體制框架、財稅制度的安排在相當程度上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同，是一種前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因此，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必須實行國家的經濟管理體系的相應調整。很難想象，當一個經濟體正在邁向高收入經濟體，其經濟管理體系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中國目前經濟運行中的相當部分矛盾，如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稅費太高、創新激勵不足、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土地財政、房地產泡沫、信貸資源配置結構扭曲、環境污染……大多與現有的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嚴重地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降成本、補制度短板的根本之策，是全面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4. 充分調動全體人民群眾、基層單位、各級地方政府、各級部門的改革熱情是落實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人民群眾蘊藏著無窮的創造精神，只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推進努力而無人民群眾、基層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自主創新精神和改革熱情，這樣的改革必然是沒有活力的，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只有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積極主動性，自主創新創造精神，才能造就生機蓬勃的社會經濟發展局面，極大地激發整個社會經濟的活力，增強經濟增長的動能。正是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如何再次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各個基層組織、各級地方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與自主創新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保障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我們認為，逐級明確各級政府的分工與管理權限，全面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是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有效方式，也是有效劃分各級政府部門職權范圍，實行法無禁止皆可行，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各個基層組織、各級地方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與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同時保障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