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再不抓住時機深刻反思時常給市場帶來重大災難的散戶化政策弊端，并在適時推進機構投資者隊伍建設的同時，順勢而為地推進一些能更有效吸納和聚集散戶投資力的創新機制，則去杠桿的成果也許很容易并且很快就會被散戶化對加杠桿的推波助瀾所淹沒。

在滬深股市行情再度出現險情的時候，諸多機構挺身而出承擔起了穩市挺市的責任。而筆者認為，此時更是反思散戶化政策的良機，如果這些機構能把這份應急性擔當，轉化為某種對原來分散在散戶中的投資力常態化的吸引和凝聚機制，那對市場的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則功莫大焉。反之，要是再不抓住時機深刻反思時常給市場帶來重大災難的散戶化政策弊端，并在適時推進機構投資者隊伍建設的同時，順勢而為地推進一些能更好更有效吸納和聚集散戶投資力的創新機制，則去杠桿的成果也許很容易并且很快就會被散戶化對加杠桿的推波助瀾所淹沒。

盡管不同的數據統計從來就沒有準確反映過滬深股市究竟是散戶主導還是非散戶主導的實情，但真相其實一點也不復雜。如果不考慮企業法人所持非流通股解禁對流通性變化的持續不斷的影響，也不研究機構在信息和掌握杠桿化工具方面對影響股價運行的不對稱優勢，則無論數據統計所反映的個人投資者所占流通市值的比例有多少，這一簡單的表面化數據不僅根本不足以構成散戶驅動市場假說的充分論據，還很有可能會不適當地夸大了新入市的中產階層在市場中的某些作用。

今年二季度，滬深兩市新開股票賬戶數量達3800萬，而去年全年是900萬。就在散戶資金涌入A股市場點位不斷升高的同時，不僅融資融券余額從去年10月底的6980億猛增至今年6月18日的2.27萬億，灰色市場上數量不明的場外配資也在與日俱增。雖然目前還不清楚投資者總共借了多少資金投進股市，也不清楚有多少股票被用作銀行貸款、券商兩融及場外配資的抵押品，但無可置疑的是，“散戶化”+“杠桿化”不僅在不知不覺中放大和加劇了股市風險，同時，也對整體經濟穩定和發展帶來了不可輕估的重大潛在威脅。

在筆者看來，主觀愿望總想加快發展機構投資者，而行動上卻往往不由自主地加大和推動了散戶化傾向的政策效應，正是A股至今還脫離不了政策市的一個重大緣由所在。很多人也許至今也沒想明白，投資者不僅被允許一下子可開20 個戶，而且還可以一地或多地在不同營業部任意開立賬戶，對資金量本就不多的散戶來說，其實并沒多大意義，而這諸如對恒生TOMS系統之類的場外配資通道來說，顯然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每一次救市，最終的受益者卻未必都會是大多數真正意義上的散戶。這種現實不僅迫使習慣于靠政策市吃飯的散戶不得不多一些反思。而比散戶們自己的反思更重要的，無疑是政策決策者及監管執行者的責任。因此，對當前乃至今后股市的撥亂反正真正善莫能大的，并不是表面上有什么問題就處理什么，而是對隱藏在散戶化傾向后面的為一切違反實名制要求的市場投機和市場操縱行為來個舉一反三式的糾偏。更重要的是，對散戶化政策的必要而及時的反省和反思，應該也必須將功夫真正下在徹底割斷散戶化和杠桿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內在聯系上，非此則不足以遏止這種在根本上影響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大趨勢的一邊擴大散戶化一邊加杠桿化傾向。

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治理，在于確保全體投資者都有可能獲得公開、公正、公平的投資環境和投資權利。所以，在對杠桿化做空行為進行必要的階段性限制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情況下，不是不可以在適當時候有理有利有節地恢復市場化的杠桿功能，但無論如何都應先保護去杠桿和杠桿化條件下的投資者，多一些必不可少的政策考量和適當的保護性安排。如果說，在大力加快機構投資者隊伍發展建設的同時，積極而有效地引導更多散戶選擇委托理財，不失為一種接軌國際的常規化方式，那么，某種不需要銷戶的賬戶托管式集合投資或不失為一種更有針對性同時也較為容易讓更多散戶接受的群眾自發性創新。在筆者看來，這種自有資本市場以來也許就一直存在的以私人受托的形式在地下運行的現象與其聽任其自生自滅，還不如讓更多適格的機構以拿來主義的方式拿過來為我所用。而在杠桿化工具和杠桿化產品越來越多的今天，相關市場的交易管理部門也有必要從有利于更好地保護散戶群體的需要出發，對于一切在吸納和凝聚散戶投資力并幫助他們分散投資風險方面擔當較多責任的機構的創新舉措，不僅打開方便之門，還要給予更多適當的照顧；相反，對于某些不是幫助散戶投資者分散風險反而加大其風險的，例如場外配資等，則不僅不能支持，還須嚴格限制。

再清楚不過，不管以什么更規范而更有效的方式幫助散戶去更好地適應這個越來越杠桿化的投資時代，都要比讓他們赤膊上陣去扛杠桿好得多。這不僅是我們這個正逐漸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在改進散戶政策上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讓注冊制改革穩步推行、良性發展的更理想更現實的選擇。